1.特色小镇，会否成为房地产小镇？
◎徐林：还得观察一下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论坛上回答提问时表示，特色小镇现在确实有点儿热，各个省都要搞自己的特色小镇，我们也做了一些调研，特色小镇里面有成功的，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有的特色小镇就是一个园区的翻版，里面甚至连居民都没有；有的特色小镇里只有一家企业，但那家企业可能产业链做得比较长，可以吸纳不少游客，但是也没有居民。
按我的理解这些都不是镇的概念，而是园区的概念，因为它的功能非常单一。一个镇要有一个综合功能，要有产业，有居住，有商业，有服务。
所以，看了这么多之后，我们感觉确实要做一些引导。国家发改委专门围绕特色小镇的建设出台了一个指导意见，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和导向。我们希望把特色小镇引导到我们认为比较健康的方向上去。特色小镇的“特色”是基于你的自然禀赋和历史文化的传承，或者是你的产业形成的特色，而且这种特色必须使你的城镇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这样形成的特色小镇才是比较完整的、功能齐全的小镇，而不只是追求单一功能。
因为各个地方有自己的理解，做法也不完全一致。我们也难以对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镇和小城镇建设了如指掌。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些地方的房地产企业开始介入到特色小镇发展、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其不只是简单的房地产，而是整个运营的过程都参与。对于这种模式还是值得观察，是不是一定要演变成一种房地产的开发，其实也不尽然。我们也看了很多好的案例，虽然是房地产商做建设和运营，但是运营比较市场化，追求高效率，它的招商引资，吸纳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些东西都有。如果真的做得比较好，这个镇可以发展起来，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房地产开发商参与筹划、运营和建设的特色镇，我觉得现在还不到时间来下结论说它一定是为了房地产开发来做的，我们还值得观察一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发言
2.大城市设人口上限，与城市人口自由迁徙是否矛盾？
◎胡存智：二者并不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胡存智表示，城市自由迁徙与大城市设人口上限并不矛盾。城市是自由迁徙，但是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要考虑自然环境承载力的问题。当人口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时候，发展从人口的集聚上要有所限制。
当然，这个限制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或者安排。而是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发展的规律来进行调整。其中有对功能的调整，这个不是用行政的命令进行调整。这两者不能简单的划等号。
全国政协委员、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胡存智在发言
◎周其仁：可能导致管理高密度城市的人才缺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表示：现在北京、上海限制人口是一个现实，中国多年来发展城市的方针，就是严格限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中国有一个空间合理布局的看法，已经很多年了，这套逻辑有两个后果：
一个后果是为了有一个理想的、合理的布局，限制了一些人的自由。中国对中等城市和省会城市以下的城市发展都是鼓励的，但是对特大城市是限制的。我认为这里可以定一个标准，定了以后，人们愿意到哪里住，哪里生活空间的权力就是覆盖掉的。
第二个后果是，因为我们限制大城市，于是就没有培养出拥有很好的管理高密度大城市能力的人。我认为大、中、小不是一个讨论城市的好标准。我观察现在的城市，无论大、中、小，都有共同的缺陷，就是密度不够。真正的挑战是密度高的挑战，是一平方公里有几万人住在里头，但白天有几十万人会进来。这其中怎样建立有效的秩序，怎样处理交通拥堵、污染排放、垃圾等问题都是大问题，而我们现在正缺乏这种管理人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发言
◎周牧之：中国城市的密度还是不够
东京经济大学周牧之教授说：国内学者一直问“城市规模应该多大才合适”，其实世界上没有这个概念。
从规模上看，世界上第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是1950年，现在已经是29个；第一个超过1千万人的大都市东京圈现在已经到了4千万，规模还在涨。
从密度上看，日本的大城市群和我们的大城市群相比，其比我们人口密度要高、板块要大。之所以这样，首先是效率，人口多会有效率；其次，人口多、人口密度大就会形成新的生态，很多新的产业只能生长在这些生态上，例如高端的服务业、信息产业，因为信息产业是交流经济，人不在里面碰，就找不到感觉和火花。
不是密度太高，而是密度不够，中国的城市不是规模太大，而是规模太小，为什么会这样？真正的高密度的大城市的生态，其负面的东西是可以用管理、规划、安排来解决的，但是没有这么多的人，没有这么高的密度，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服务，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是长不出来的。我们要明白，有些东西通过提高能力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如果密度低、规模小，这个生态是形不成的。我们在思考上要调整清楚。
我们一定要看到农业社会的扁平格局已经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思维一定要改变城市社会凹凸不平的格局，怎么在凹凸不平格局中胜出，这是作为城市所有相关人员要考虑的问题。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在发言
3.大城市对人口的吸纳效应，会否导致周边城市暗淡无光？
◎胡存智：未来的一线城市不应是一座孤峰
在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中，关键是按照规律来。
首先，大城市群是有机的整体，并不是说将空间接近的城市划在一起就是大城市群。一个大城市群，必须是群里面各种的经济联系，是大交易、大交流形成的经济平台。所有的大城市群都有一个特点，群里面的经济往来、经济联系要高于群之外的经济联系。因此它才会有第二点。它在这种经济协作体的情况下，才会形成相互之间的配合、配套，以及大中小的协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小城镇自然而然就发展起来了。
第二，在城市群发展当中，要有高差，不同城市的主体地位，一定要有一个到两个特大型的城市，没有带头的就没有城市群。而且，周边要有一定强度的城镇。某些就像北京一样，一座孤峰，四周都是很小的城镇，形不成群。
第三，城市群要形成好的一个整体的环境。
第四，城市群里面形成合理的生产布局、合作分工、生活的组织方式。
我们在发展城市群的时候，总是说不要发展成“睡城”，但是不惧怕形成“睡镇”，一定要注重协调发展，有集中办公和集中生活的区域，表现在城市群里面就很明显。
从这几方面看，好多地方暂时形成不了城市群，但是我们要促进和发展。比如现在经常讲中国的三大城市群，其他的呢？有些具有了城市群的雏形，但还不能说它就是城市群。比如成渝之间的联系比较少。有些城市也不少，也能构成群，但是缺乏一个特别大的城市在里面起龙头城市。比如中原城市群，也有联动，但是缺乏一个大的城市，所以也不能形成。因此，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有领导，也要按规律走、按规律建，这样我们才能把城市群发展起来。
◎徐林：缩小大城市与其它城市的差距，是我们现在的做法
最近我看到媒体有这方面的议论，一种说要建设多个一线城市，另一种说要发展多个国家级中心城市，这都是一些概念。但实际上，一个城市的客观地位，它到底是一线城市，还是国家级中心城市，是由发展的规模大小和辐射力的强弱决定的。
这里面有一些规律在决定，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规划，我们认为中国的城市群可能是未来的一个主体形态，在城市群这个空间里面最容易形成中心城市、周边城市以及小城镇合理分工的关系。
在统一市场的前提下和基础设施的协作下，形成合理的分工，这个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涉及到某个特大城市，跟周边城市的关系并不紧密，这里面确实有一种体制现象，可能中国独有的。过去我读城市经济学时教科书里面曾经有一个研究，有的国家的首位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差距非常大，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中也具有这方面的特征和规律，因为中国公共资源的配置更多是由行政权力主导的，行政权力的中心要么是首都，要么就是省会城市。首都、省会和其他城市在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公共服务方面的水平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这样就使得这些城市更具有吸引力，更加具有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如果是另外一种公共资源配置的方式，能更多兼顾到周边城市和中小城市，这样使得这些城市在公共服务、公共设施、保障能力的差距和大城市的差距有所缩小，吸引更多的要素在中小城市聚集，形成比较好的城市规模结构。在政策上强化中小城市公共服务的资源配制，提高服务能力，增强吸引力，使招商引资和吸引要素的条件更好，改变大城市越来越大，其他城市和它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的格局，这是我们现在的做法。
4.统一城乡用地市场，面临哪些问题？
◎周其仁：直面行政边界与集体土地进入市场问题
建设统一城乡用地市场首先要直面行政分割问题。我国城市化以后的人口流动、经济流动，不全是靠行政来划分的，而土地的供应方式是按照省、市、县、直辖市划定出行政边界的，这两种制度安排是无法相加到一起去的。因此，所谓统一的土地市场，就是要让土地作为资源对需求做出跨行政范围的反映。
第二，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只有政府的土地才能进入市场。这种做法来自香港，即各行各业赚的钱都变成了土地租金，导致最终除了金融业，其他行业都发展不起来。我国在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就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写了进去，这里的“依法转让”，不是只有国有土地，还包括农民的集体土地。
如果只有政府手里的土地才能对市场供求作出反映，则与人口、经济在跨行政区划间的流动不相符，改革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合理的让部分集体所有制土地纳入市场范围。因为中央讲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口、土地、资本，这个资源要放进去，但是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
国有土地开始进入市场时，也遇到很多问题，怎样规划、计价，怎样防止过度的土地投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32个地方做试点，2017年会总结这些试点的情况。
我认为，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要坚持往这个方向走，否则，我们在土地市场当中的一些根本困难难以解决。
◎胡存智：土地进入市场，需平衡好各方利益关系
首先，农村集体用地进入市场，也是我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土地，特别是建设用地也是重要的要素，建立起一个完善要素的市场，也是整个改革的重要一环。现在这个市场是“半边”的，国有建设用地可以进入市场，集体土地不能进入市场。
另外，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还要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土地增值的收益要有合理的分配，并不是所有的建设用地都能卖，都能进入市场，进入市场后也并非都有大家想象中的高价格。因此还有一个平衡的问题。
最后，还要处理好市场中协调和比例的关系。不是说所有的土地不分区划，不分规划，不分时间、地点都能进入市场。因此，还要进一步改革和探索。
5.未来的城市是什么模样？
◎杜平：四个“更加”、三个“新”
在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杜平看来，未来城市有四个“更加”，包括：
第一，大家居住的空间更加紧凑优化一点。
第二，居民的休闲空间要充裕、绿色。
第三，从业者的通勤时间要相对更短，大城市群才能发展起来。
东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就是因为架在轨道上，轨道上的东京使它通勤时间相对更短，同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产城融合有重要影响，不要做睡城、鬼城，或者说这对城市功能的优化配置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第四，城市生产及服务链条相对更长。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使得每一个产品的全链条，或者每一种服务的前过程应该层层包皮要每个人都能享受，得到的是高品质的产品和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能就业。
未来的新型智慧城市有三个“新”：
第一，智慧城市要能够有新的基础设施。传统城市有很多欠帐，现在要加的是互联网时期或者信息化社会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真正的基础设施，这个才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包括大数据中心体系，4G和5G技术支撑、三网融合架构和全域无线覆盖等为特征的下一代信息通讯网络和物联网，全方位、全天候的统一的网络安全体系以及城市里的应急管理体系，以及政务信息数据共享和政务数据开放。
第二，创造新的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供给。这是我们现在要追求的事情。智能化的产业和一些智能化的商业的范式、业态等等。
第三，管理要智慧化、智能化，就是能够提供新的城市治理体系。一个城市的所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都要数据化，数据化才有数据应用体系的发展，这个城市的管理才真正达到我们所谓的“上水平”；“互联网+”或者“+互联网”规模化的基础上，政府提供事中事后的监管服务，不能说大平台谁有钱谁干，出了事政府再谴责、再罚它，不是这样的，一开始就要适应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对分享经济的看法一样，一开始就要想到这些事；最后整个社会由于大数据化了，社会位置的服务、导航的服务，这个管理体系对我们整个城市的应急管理、物联网或者说以传感器基础上的物联网社会都有意义。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杜平在论坛上发言
6.城市化指标可以提供什么借鉴？
◎周牧之：《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的几大实用
第一，大家可能关心的是排名，指标的排名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渲染排名，因为排名不是目的。之所以说排名重要，是因为我们的指标体系是一个综合价值体系。首先我们有综合排名，然后有环境、社会、经济的排名，然后可能还会到更加下面的层级，一直到每一个指标，我们有133个指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定位。
第二，城市综合的诊断分析。以北京为例，通过指标可以看到在经济、社会、环境这些大项的排名中，北京哪里好、哪里还有缺陷；在大项下的中项可以看得更详细，北京在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塌陷，但其他指标都太好了，所以最后综合下来北京是中国综合排名第一的城市；通过小项实际上可以拿出一张诊断书，诊断书数据的分布更可以看出北京哪里好、哪里还有一些差距。所以总的来说这个诊断会非常详细和系统。
第三，在区域的大格局下定位城市的功能和城市的空间特征。以北京所在的京津冀大城市群为例可以看到，综合实力、环境大项以及社会大项、经济大项，各个城市的特点。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次数据中导入了国外比较先进的、关于城市密度（DID）的概念，日本将4000人/平方公里作为城市空间来认定，在这之外是属非城市空间。这次把国际上密度最高的日本标准导入进来，然后用卫星的手法演算出中国整个人口的分布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京津冀大城市群它的DID也就是城市化率比较严格地讲还只有51%；第二可以看到它的城市空间DID的空间是怎么分布的，有这张图的话，做城市规划的同志们就知道怎么来做下一步的工作。
第四，在全国性的大格局下对城市的功能和空间进行定位。以北京为例，北京是中国接纳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机场的便利性北京排第二位，集装箱的便利性排第60位，但反过来看三大城市群全国集装箱的通货量可以达到将近70%，货物的出口北京排在第6位，实际上北京在国内排名还是挺高的。同时我们导入了一个辐射力，就是这个城市为城市之外的人服务的功能有多强。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医疗的辐射力在全国排第一，高等教育辐射力排第一，科学技术的辐射力排第一。
科技辐射力分析
7.城市化发展现状和潮流是怎样的？
◎周牧之：2008年以后，全球已步入城市化的世界
在周牧之看来，目前全球城市化有三大潮流：一是世界已是城市的世界；二是城市化在加速、大城市化在加速、大城市群化在加速；三是推动城市化、大城市化、大城市群化的引擎是大交流和大交易。（关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详细分析可见《中国城市发展呈现六大趋势》）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城市化率在2008年全球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也就是说2008年以后，我们的地球真正步入了城市化的世界。
1950年，世界有2个城市超过1000万人口，分别是纽约和日本东京大都市圈，东京大都市圈是东京加周围三个县；1970年，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3个，增加的1个城市是日本以大阪为中心的近畿城市圈；今天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已增加到29个，发达国家有6个，美国、欧洲、日本各2个，23个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有6个城市；最有意思的是，在1950年超过1000万人额东京大都市圈现在快4000万人。
这些1000万人口的城市，主要分为三类：19座城市为临海型城市，几乎都是面海的城市，发展最快；8座城市为首都型超大城市，基本上相当于帝都型城市，一般是作为国家的首都，通过行政发起来的城市，其中有一部分城市实际上离海并不远；真正的内陆城市，既没有作为首都，也不临海的内陆城市只有两个，一座在印度，一座在中国。
再来看中国，中国实际上已经步入了城市时代。我们从1978年的城市人口占17.9%到2015年达到56.15%，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从大数据上来讲非常快。
8.城市化下一程发展要处理好哪些问题？
◎周牧之：提高对潮流的认识
中国的城市化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对潮流的认识、对机制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和潮流作对。
比如，世界是城市化的世界，我们不能说不搞城市化，实际上世界是以大城市大城市群发展作为引擎的世界，我们不能说不搞大城市群，什么东西支撑大城市群发展，什么东西支撑城市发展，我们不能说不搞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不能和潮流作对、不能和趋势作对、不能和规律作对。
◎杜平：创新城市关注制度设计
未来的创新城市，一个核心的、基础性的内容就是制度的设计，同时包括制度设计完了后的执行能力，最后一公里怎么样。
◎周其仁：各方参与规制的改革
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有规矩，这个规矩一定要有严肃性，但是随着技术、生态、观念的变化，规矩要有自我再生的能力，再生能力离不开世界各方的参与，不能因为某个信息来源就把事情定了，一定是多方互动。我去参观纽约博物馆时发现，很多市民参加了城市建设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市民参与城市设计的规则，总体来说就比较容易自觉的遵守。这样才能在秩序和动力，活力和有序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周其仁：培养管理高密度城市的人才
上海的静安区，只有7.6平方公里，夜间人口达到每平方公里3.3万人，我对照了一下曼哈顿历史最高峰的时候是3.2万人。而静安区晚上是3.3万人，白天当然还有很多人进来，比如上班、旅游、观光、购物的人群，数字会更高，但静安区管理得井井有条。
承载力不但是自然的指标，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如果对于高密度地区的管理没有培养和练习的过程，对每个市长来说真的是很挠头。怎么把规划做好？怎么把管理高密度区域的人才培养出来？大概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达到实现人口充分的迁徙权的条件，才能有不加行政管制的大都市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