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霞艳
如果仅从文学期刊这个传统的文学场来看，80后的“黄金时代”的确到来了。众多刊物近年为他们开设专栏，积极向新人频送“秋波”。他们的记忆、经验和情感方式也得以慢慢开放，80后的批评队伍、对80后的评论推介也正在形成气场。这个并不科学的代际命名就这样经历了从图书到网络再到期刊的三重奏。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由笛安、张悦然、春树、七堇年、落落、颜歌、蔡东、马金莲、许艺、孙频、霍艳、文珍、张怡微、周嘉宁、吴纯、宋小词、马小淘、苏瓷瓷、蒋方舟等构成的80后女作家队伍正在形成某些代际特点。
身份认同与知识构成
80后是独生子一代，这是他们最突出的社会特点。这个政策的优劣已经慢慢彰显。优势是家族情感和经济资源高度集中，并促进了男女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劣势是自我中心，曾被戏称为“啃老族”。他们成长于消费社会，住在互联网中央，可以宅居，独对机器生存，同时流动成了生活常态，全球化的结果是“地球是平的”，只需要一张票据，速度带来压迫。
得益于全球化和高考扩招，80后女作家迅速更新了平均学历，普遍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像春树、落落这样退学的极少。霍艳、张怡微、颜歌等为名校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怡微、文珍毕业于国内开创不久的创意写作专业，笛安、张悦然、七堇年、颜歌、霍艳等还有域外（包括港台）留学经验。笛安、张悦然等出生于文艺家庭，现任刊物主编。蔡东、许艺供职于大学，周嘉宁、蒋方舟、文珍、马小淘等从事编辑工作。80后多位女作家出道与文学奖有关。获奖虽然不会改变文本的价值，但“第一桶金”能给作家提供自信，且扩大文本的传播范围和培育粉丝经济。80后女作家对男性、家庭的依附程度明显降低，不必过萧红那般凄惶流离的生活，也不必去理会困扰着乡土中国整个世纪的饥饿经验。
良好的家庭熏陶、相对平顺的成长道路、完备的教育、开阔的眼界、稳定的收入，这都是写作的有利条件。不过，安稳优渥的外部条件往往让人沉溺，日常生活本身是个温柔的陷阱，其机械性、枯燥性值得警惕，消费社会不断刺激出来的物质欲望有巨大的精神消解性，使人丧失对广阔世界的精神关怀和情感投入。
与现代性相伴的景观是人们从各式村庄向小城镇、大都市的迁徙。文学地图从50后的“东北高密乡”过渡到60后的“香椿街”，再从70后的“佴城”“戴城”等小城镇转移到“龙城”、北京、上海乃至域外的大都市，叙事空间越来越广大。城市是80后的故乡，乡土中国及其苦难容易落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自小在城市里生长的张悦然在与阎连科对话时说：“我真心对乡村的事情不感兴趣。”不必对此进行虚假的道德批判，相反要审慎看待乡土叙事对于城市、商品和欲望的敌意和对田园牧歌一厢情愿的迷醉。尽管物质化饱受艺术的诟病，但城市到底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
经历近代曲折的现代性追求，城市美学在80后的叙述世界中站起来了。伴随着这种美学确立起来的还有孤独的个人及其问题。
“他乡之客”和“失路之人”
世纪末的经济转型，令城市发展迅速，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包括崭新的物、崭新的速度、崭新的欲望，同时，拆迁、整齐划一的小区和办公室使人找不到寸土或片瓦来寄存家园之思，机器的轰鸣遮蔽了心灵的呻吟。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符号价值遮蔽情感价值，人生最珍贵的情感记忆失去依托，朝夕变化的城市生活给渺小的个体带来漂浮感、无根感，这也是文学必须面对的时代经验。在80后的笔下，尽是“他乡之客”和“失路之人”。
在霍艳的“大叔”三部曲中，“失败”是时代的关键词，《失败者之歌》中的父亲张功利，从事业到生活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并且还遗传给了学提琴的女儿。《无人之境》中的成功作家楚源内心一片虚空。张悦然的《动物形状的焰火》写的是失意的艺术家林沛前往参加宋禹举办的跨年派对的故事，此刻的焰火并不属于被关在车库中的宋禹。马小淘的《章某某》以播音学院十年的聚会为契机展开叙述，小城镇出身、长得有点土气的“章某某”始终不能融入消费社会的符号体系，“庞大的理想终于撑破了命运的胶囊”，成为需要治疗的播音狂。
在蔡东的《我们的塔西提》中，心藏文学梦的春丽辞掉了故乡的公职逃到深圳，投奔童年好友麦思。读过大学的麦思主动从研究职位上撤退到图书馆当资料员，只为有段完整的时间“蜗居”家中，而她的丈夫高宇心中从小就藏着逃避梦。“塔西提”是慢生活的象征。蔡东的写作顽强地抵御同质化想象，排斥俗世的成功学和犬儒主义对价值的懈怠，志在为悠然自得这一更高序列的价值开辟空间。
张悦然的《家》显然是对巴金代表作《家》的价值改写。在巴金笔下，大家庭是专制、罪恶的所在，是反抗的对象。张悦然的“家”由裘洛、井宇和一只猫组成，物质充裕，然而“这个‘好’毫无意义”。物质的富足受到了审视。意义这个曾被油腻腻的欲望有意悬置的对象被再度唤醒了。在《好事近》中，张悦然试图为孤独感建立独特而普遍的时代价值。宋小词的市井小说泼辣而亲切，女性物化的状况依然严峻。张怡微的小说演绎着上海和台北之间的“双城记”，她对情感有细微而精确的描绘。
要特别一提的是西海固的马金莲和山西的孙频，她们仍在讲述前现代乡村生存的艰难，增添时代叙事的多维化。马金莲笔下的人物经历了各种重压和打击却愈加坚韧、沉默，像泥沙包裹的金子。孙频的小说有着女性少见的犀利。
语言及写作的自觉
就像戴来的小说标题《练习生活练习爱》，每一代写作练习都从校园、成长、青春、情爱的大本营经过。如今，80后关注的范围正在扩大，笛安的《胡不归》完全进入哲学之思，对人生意义进行置之死地的追问。颜歌的小说曾被称为“川味小说”，大量活用四川的方言，一股麻辣的劲道飘扬在字里行间。长篇《我们家》有了自在的韵致和舒徐的节奏，《三一茶会》关注老人的晚境，借诗词传递出微妙的情感生活。许艺的《纸货》显示了作家接续大历史的努力，她撇开个人成长经验，将笔伸向历史深处，去探触历史的余温。但是相对于大和崇高，女作家普遍都更倾心于小而美丽的事物。在语言的敏感上，女作家显示了性别优越。如蔡东在《出入》中写道：“手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既是对马克思经典定义的戏仿，又是对时代真相的指认。手机如此深地介入生活，数字取代了具体的人，机器对人进行无情剥夺，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与世界之间隔着手机。马小淘曾以粉笔来比喻学生的普通，笛安以中药比喻仇恨，张悦然以脉搏比喻爱……这样的修辞让人耳目一新，也让人会心。
80后普遍语言细腻，辞藻华丽，霍艳谈道：“很多时候，他们辞藻的华丽已经到了对叙述产生阻碍的地步，他们无法还原人物话语，只能转述，将原本丰富性的多层次的话语，转述为一种千篇一律的重复的风格。”在周嘉宁的《让我们聊些别的》中可以看到作家对过分强调“好故事”的警惕，以及重建虚构与现实生活的努力。
写作紧密地与每个具体的个人经验联系在一起，尽管每一代写作从大体上看都是卷土重来，作家会面临一些同样的、恒久的、根本的问题。但具体到隐秘的个人遭际、生动的时代表情，还是能从代际中捕捉到。女权主义运动使人很容易接受女性进入公共空间担任作家、知识分子、政治家等职业，但如门罗的写作所示：女性的精神出路依然狭窄。然而，这又恰是女性写作的用武之地。80后的女将们正在练就自己的火眼金睛。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