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年尾，农民工群体再遇劳资纠纷高发。由多所高校、公益组织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显示，在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的环节中，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前两名。该报告认为：“劳务公司通过向不具备资质的私人包工头提供资质，赚取挂靠费用。而具体的一线工人的招募和组织管理，仍旧由最基层的包工头来完成。这样一来，建筑施工企业将用工责任转嫁到包工头身上。”
建筑“包工头”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尴尬角色，过去，社会一方面离不开，一方面又看不起。在一些城里人眼里，包工头是一个重利轻义、偷工减料、不讲信誉、拉人下水的群体。这些“不屑”里面，既点出了这一群体的某些消极面所在，也带有一定的社会偏见。
自从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规范建筑劳务分包制度的要求以来，各地对“包工头”发出声声断喝：有的宣布“封杀”，有的“取缔”，有的“驱逐”。不过，将过错一古脑全扣到包工头身上，既不太妥当，也有失公平。因为，在改革开放的舞台上，哪里有劳务大军，哪里就有劳务组织者——“包工头”，他们承担着一般农民工不用承担的责任。
劳务总要有个头，于是农民工中一些头脑活络、手艺在身且较有威望和号召力的能人主动挑头，主动揽活，成了农民工的领军人物。农民工提供劳务的特点是忙时在家种田，闲时外出打工，应时进城返乡，候鸟般飞来飞去，带有明显的分散性、流动性。而城里的用工单位则希望劳务的供给更有组织性。
包工头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前所未有的农村劳力转移大潮中催生出的“包工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初，他们为了让带出来的兄弟姐妹们多一点活干，多一点钱赚，四处揽活，看人冷脸，听人冷语，此中甘苦，谁解其中味？如果没有“包工头”这个中介群体，农村富余劳力的转移不会这么顺当，也难成今日气候。
不可否认，在建筑市场商业贿赂成风、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上，“包工头”难脱责任。但追根溯源，不能全怪他们。恶意拖欠工资的包工头确实大有人在。不过，包工头要靠建设方或总包方支付工程款来发放工资，如果该得的工程款到不了手，包工头确实“巧妇难为无米之饮”。
不管建筑工程多大，“基层单位”大多由这种包工头组织。为发挥包工头组织、管理民工的特长，南京就规定，包工头须经过培训才能跻身“劳务经理”，日常工作是“编制民工名册，协助企业做好民工调配、登记和考勤”，负责“劳务人员每日出工工资确认记录，编制月工资报表”。每名民工包括包工头自己，都需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民工工资不得交与包工头发放。包工头组织、管理民工自有酬劳，但不得承揽分包工程赚取劳务差价。
规范建筑市场应基于历史背景，建立起一种新秩序。规范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们的引导，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简单“封杀”、“取缔”、“驱逐”。我们在喝退“包工头”时，有必要想一想：如果治理商业贿赂惩处机制没能完善，缺乏条件的基建仍能开工，那么，就算“包工头”退出历史舞台了，商业贿赂和工程款拖欠现象依然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吴学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