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召开群众会，大家一致要求有关部门对坤坤进行隔离防治，（让他）离开这个村庄，保障全村群众及儿童的健康。”
村主任何其在村民小组会上说。这个位于四川西充县的村落准备驱离的对象是名8 岁的艾滋男童坤坤。在目睹203 位村民签下“联名信”的那晚，小男孩飞奔到家，趴在床上一言不发。（12 月18 日《东方早报》）8 岁男童坤坤的确是令人同情的可怜孩子，他的不幸不仅体现在他是先天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更体现在村里没有同龄孩子搭理他，体现在200 多名父老乡亲包括他爷爷联名写信要驱离他。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人们恐“艾”无“爱”环境下的小坤坤，正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疯长变“坏”：放火、偷钱、偷手机。面对此等荒唐与纠结之事，人们不禁要问：患“艾”男童遭驱逐谁之过？如何为艾滋病孩子的权利回归和健康成长撑起保护伞？
围观事件表面，人们也许不难解读出来自村民的“愚昧”和“歧视”意味。毕竟已被证实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艾滋病传染仅有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三条途径，如握手、玩耍和进餐等一般性接触并不能传染艾滋病。但在地理位置边远、信息较为闭塞、思维相对保守的山野农村，一个艾滋病患者不啻于一颗随时可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简单地进行科普宣传和“做工作”，能否有效消除村民的恐“艾”心理，其效果值得商榷。更何况趋利避害原本就是人类固有的天性，如果换作其他一些人，对自己的孩子与患“艾”男童一起玩耍估计也不能泰然处之。
诚然，孩子是无辜的，让其为自己亲生父母的过错买单并不公平。正如该乡乡长所言，坤坤所享受的上学与成长的权利是平等的，没人有权利将其驱逐隔离。
理解村民“谈艾色变”的恐“艾”心理，也并非是赞同他们驱离坤坤的做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预防的角度率先在孩子们身上实现“零艾滋”目标，抑或是从救助的层面完善保障患“ 艾”儿童权利的措施。防治艾滋病事关公共卫生大计，并非某家某村乃至某地的个人私事和区域性事务，需要一套从预防到管理到救治的系统性和机制性制度设计。
对于艾滋病患者，民政部曾下发相关文件，并提出“分散抚养为主，集中养育为辅”的安置原则。在刚刚过去的国际艾滋病日，李克强总理更是深情地表示，“在防艾抗艾征途上，我们需要汇聚起更多闪耀的星星，照亮夜空，让艾滋患者前行的路不再孤单”。患“艾”男童遭驱逐是一面镜子，照出当下防艾抗艾的工作短板。期待社会在摒弃“歧视性”观念的同时，多些护佑患艾滋病孩子人生尊严和成长之路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