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财新《新世纪》刊发了《TD式创新》的报道，引起业内热议。必须承认，关于TD-SCDMA创新的故事讲得确实很精彩，然而文中预设的立场却令人遗憾。整篇报道无非是说，那种以政府意志引导的“自主创新”是走不下去的，最终还是要回归市场的选择。
应当说，这篇报道为如何明晰政府和市场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又增添了一个注脚。然而，纵观二战后世界各国技术创新的历史，TD-SCDMA的创新故事很可能只是一个“个案”，并不能为推导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般性结论提供佐证，而这篇报道没有揭示的很多内容，恰恰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产业技术创新的模式高度依赖于其所在的行业特征，不同产业的特点，决定了产业技术创新的路径可能大相径庭。一个产业的成功做法可能完全不适用于其他产业，产业链上针对“核心环节”与“配套环节”的竞争手段也有很大不同。而产业发展特征的差异，决定了政府和市场在产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可能会相差很大。对于电信业这样的“战略性产业”，如果仅凭市场在技术选择中发挥作用，不是“瞪眼说瞎话”，就是“别有用心”。国家意志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在电信业的技术和标准争夺之中，对于跨国公司来讲，有时是很隐蔽的，有时是赤裸裸的。与TD-SCDMA差不多同时的无线局域网标准WAPI与WiFi之争，惊动了美国国务卿这样的政府高官出面施压，英特尔等跨国公司也放言不会设计生产WAPI芯片，尽管中国政府试图强制推行，最终还是不了了之。2009年，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联手“遏制”中国提出的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尽管这项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国际惯例，而且很多还是借鉴美国的做法，最后还是因为可能会对奥巴马政府的“出口倍增计划”产生不利影响而胎死腹中。
当年TD-SCDMA应时而生，确实是借了“自主创新”的东风，也是中国人试图在战略性产业核心技术和标准领域发起的一次“冲锋”，与其纠缠于“TD-SCDMA的标准是否先进”，倒不如好好地总结一下，为什么这种国家意志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做法，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市场价值是评判这种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唯一标准吗？是否我们在选择“冲锋”目标时发生了偏差？也不能排除有某种“买办式思维”的干扰。必须指出的是，市场对技术的选择只是承认“胜者”，而选择的过程可能充满了“不确定性”，“非市场”甚至“反市场”因素充溢其中。如何解释韩国大企业历经30余年的亏损和补贴而发展起来的钢铁、汽车和信息技术产业，三星在智能电子产品领域的“全产业链”模式令国内企业羡慕，又有谁认真研究过这“全产业链”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呢？相比于三星这样的“财团”，我国央企的“耐性”和“韧性”是否显得不足？
TD式创新的另一个启示是，这种以核心技术突破为目标的“冲锋”所面临的困难被低估了，在跨国公司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谈何容易！华为历尽20多年，也只是在移动通信领域激烈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虽然拥有的专利数量大幅跃升，但核心专利还是掌握在他人手中。对于集成电路、移动通信这样的领域，已经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各种“联盟”和“圈子”，只要是圈子之外的东西，一概拒之门外，人家根本不带你玩，这也是我国的芯片、集成电路制造装备虽有技术突破但产业化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按照这种市场选择的逻辑发展，那我们的一些战略性产业只能是亦步亦趋甚至被牢牢“锁定”在低端。
纵观我国多年的技术创新历程，国家意志在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这样“不计较市场成本”的高技术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市场机制在全球化分工特征明显的产业低端取得了成功，国家意志和市场机制相结合能够取得成功，似乎只有一个高铁，这也说明以核心技术为突破的创新是多么艰难！TD-SCDMA的发展显得有些生不逢时。本世纪前10年，正是中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开始启动转型和“蜕变”的发端期，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内生技术和装备配套能力尚处于“幼稚期”，一下子吞掉TD-SCDMA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确实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如此来看，TD-SCDMA吃亏在“天时”上。如今面对4G发展的机遇，中国相关产业技术能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任何理由干不好。而高铁的成功在于，只有中国才有意愿建设如京沪高铁这样时速300公里的“长线”，其实是占了“地利”。韩国历经30年技术追赶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人和”，政府和全社会的精神意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才能在追赶中不择手段，不惜代价。
总之，创新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也是为何创新经济学领域至今没有什么公认的、简单明了的理论分析框架之缘故。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意义是启发式的，不是成熟的分析工具。对一件复杂的事情做任何简单化的处理，试图对政府和市场在创新中的作用非要分出“彼此”不可，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产生偏差，一经媒体传播就会产生更大的误导。
冲锋,自主创新,战略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