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万静
在12月26日由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组织召开的“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李成言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现象: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的话题每年都是热点议题,立法建议几次送人大都通不过,讨论会上2/3以上甚至更多的人举手反对财产申报,不讲理由。一次有一个省委书记竟然说,要申报,我们回去还怎么干工作?集体地反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阻力相当地大。
试点官员财产公开的地区已接近40个,各地都遭遇了层层阻碍。若考虑到“财产公开”的本土性和局限性——基本局限在科级层面、公开仅限于单位内部,试点的意义更要淡的多。
与这种改革的缓慢相对,公众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唤则越来越急迫。正因如此,现在一些阻挠的声音已慢慢柔化成为一种财产公开要“慢慢来”、“条件尚不成熟”的论调,并和真正的、理性谨慎推进改革的声音混杂在了一起,一方面在尽量拖延财产公开制度化的进度,另一方面又污染了理性的声音,反向上更将公众的情绪推到了临界点,正隐性地破坏着达成合理共识的可能。这种论调,其实可以看成财产公开的阻挠力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
为此,李成言教授提醒公众要警惕那种“官员财产申报会引起人民群众”的“风险论”,有的学者在公开媒体上讲申报以后搞不好会引起群体性的情绪,如果这样的话,政治上就会出问题,而政治问题就压倒一切,于是乎可以不申报。
公职人员为什么必须要报告财产?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教授指出,利益冲突的控制在很多国家的财产申报制度中是重要的理论支持。因为权力的行使,无论是个体化的行使还是包括立法和政策制定,它可能会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公职人员的信息报告制度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只限于财产信息,其实都超越了财产信息,比如说社会关系。
此外,对于政府来说、对于公共官员来说,政府诚信资源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对于官民互信的构建是决定性的。所以以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为中心的各项公开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