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月6日电(记者 卢俊宇) 2015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纪委就公布了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调查的消息，这是今年首个被查的省部级官员，也是十八大以来第六位落马的省会城市党委“一把手”。
梳理一下十八大以后省会城市党政“一把手”落马情况发现，31个省会在两年之内，已有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贵阳市委书记廖少华、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呼和浩特市市长汤爱、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共9位书记或市长（按落马时间排序）落马，其中万庆良、陈川平和王敏均为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廖少华、毛小兵、万庆良、张田欣、陈川平、王敏和杨卫泽均为省委常委。
省会“一把手”如此密集落马与中纪委的高压反腐是分不开的。据媒体统计，中纪委2014年首轮巡视在3省份查“一把手”案471件，尤其是2014年下半年以后，许多地厅级的市委书记和市长落马。上面列举的9名省会城市党政第一把手，6名是2014年6月份以后落马的。这说明，“一把手”，尤其是省会城市的“一把手”，成为中纪委最为关注的对象。
作为省会城市党政“一把手”，他们对地方发展肩负着特殊的责任，甚至今后很大一部分人都将进入国家更高级别领导人队伍中，他们的喜好、作风、品德，对所在地政治生态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陷入腐败泥潭？他们应如何履行“领头羊”作用？
首先，省会城市是每个省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也是容易出“政绩”的地方。另外，省城的基础建设、房地产等更是最容易导致腐败的产业链条。作为“一把手”，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可以直接寻租的资源和面对的“诱惑”必然很大。南京市市长季建业为了凸显政绩，大搞暴力拆迁、指定亲友承包工程；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
其次，“一把手”用人一言堂、决策一张纸、花钱一支笔，这是不少地方都存在的问题。干部的任免权、单位的财政权、职员的调动权，几乎都由一把手说了算，俨然“割据一方的诸侯”，并且在当地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所以一旦落马，就会形成腐败“窝案”。像贵阳市委书记廖少华，黔东南的干部这样评价他，“进入他圈子的人，往往破格提拔，哪怕上面有不同意见，他都会努力争取，甚至找机会为此人创造政绩；没进他圈子的人，就是不用。”廖少华落马后，黔东南州8位重要干部相继落马。在落马的8人当中，6人曾在廖主政黔东南州期间长期担任辖下县市一把手。
最后，违纪违法往往伴随道德败坏，“一把手”带头腐化堕落影响更加恶劣。比如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通奸”成为被查出的问题之一；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曾经多次出入位于白云山上的四大豪华“私人会所”，有的会所被一酒楼老板以每年95万元的租金包下，专门用来招待万庆良等人。
“作风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总是与滥用权力捆绑在一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张紧跟说。
落马的省会主官，都曾是干才良将。他们的密集落马为广大干部敲响了警钟。他们之所以晚节不保或中道崩落，除了个人私欲膨胀、权力过于集中之外，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是重要原因。
我国对党政部门以及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在其“权重”、“权值”、“权规”、“权界”等方面，都有规定。但这些规定只是原则性的，还不够具体明细。这就造成当前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在范围、界限方面，事实上存在着模糊地带，容易产生真空、盲区，导致权力运行中实际上的过分集中。绝对的特权，必将导致绝对的腐败。
最近，全国不少地方纷纷出台了条例规定，对“一把手”进行分权、限权，这种分权、限权不是把原来属于“一把手”的权力改为交给“二把手”、“三把手”或者某几个人，而是对“一把手”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权”方面的总体考量和顶层设计。
同时也要看到，科学的权力配置固然重要，规范的权力运行同样不可或缺。权力无论分给谁，如果缺少相应的监督，都可能产生腐败。换句话说，如果缺少相关的制度配套，那么权力分解也可能会导致“腐败下沉”，按下葫芦起了瓢。
另外，中纪委此前提出的“一案双查”制度将有效破解地方党委和纪委在反腐工作上的消极不作为，为他们戴上“紧箍咒”。
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从源头立法，约束“一把手”的权力，实现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使“能人”官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积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