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 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进展：“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
超职数配备干部、超机构规格提拔干部、超审批权限设置机构、擅自提高干部职级待遇、擅自设置职务名称的“三超两乱”现象，是个普遍存在、经常反复的老问题。此次专项整治用一年多的时间，摸清了“家底”，完成了近40%的消化任务，成绩不可谓不小。但消化的大头还在后面，虽然有时间表、责任制，也切不可放松，否则不是没有可能会做成“夹生饭”。
从历史上看， 对超配干部进行全国性整治，这不是第一次，当然人们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而从以往的整治绩效来看， 每每在专项清理行动之后，各地的超配干部迅速反弹，不但吞噬了整治成果， 甚至变本加厉，似乎陷入了“越减越肥”的怪圈。
副秘书长的名单越来越长，地级市、县级市的副市长越来越多， 不正是在多次清理整治之后发生的吗？
超配干部是一种只有一利而有百害的行为。所谓利， 自然是对个人有利：不该提拔的提拔了，没有位子的有位子了， 各种福利待遇也上去了；同时， 敢于破坏规矩为下属违规操作的领导者个人， 又何尝不能从中获取各种利益呢？所谓害，自然是对党和政府有害，对社会有害，工作效率下降是一方面， 财政负担增加是另一方面。然而，最大的害还是，那么多干部被超配将如何消化。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超配时似乎易如反掌，消化时就不免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虑。
像此种一利而百害的事， 照理应是“过街老鼠”，如何几乎成为一种顽疾？ 恐怕还是由于激励大于约束，“产出”大于“投入”。有专家说，即使严格执行《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 超配干部也不会“规模化”。但这些年来，人们看到过几例为此而受到“通报批评”的？ 听到过有几个领导干部为此受到“处分”的？ 又有几个地方的财政部门对超编人员“不予核拨经费”的？ 连这样的“薄惩”都难落实， “三定方案”
如何能有科学性、严肃性？ 超配干部焉能不受到激励而“规模化”？
以往对超配干部的多次整治，看上去并没有有效消化存量，反而使增量在不断加大，以致造成今天这样一个令人头痛的超配局面。由此应该可以说，先前的整治不消说治本，连治标的目标也没有实现，而按期消化巨大的存量便成为此次专项整改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按职数配备干部、按规矩办事才有可能成为选拔任用工作的新常态。
如果考虑到副处级以下也存在超配的问题， 那么所谓根治超配现象就更不容乐观。严格有力的专项行动， 不难暂时实现诸如化解存量等治理目标， 而治本则有赖于将编制工作、超配干部治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样才可能跳出“越减越肥”的怪圈。但治标与治本之间又很难有一条鲜明的分界线， 那么在治标之中就当深思治本之事。
有专家指出， 目前领导干部职数配备在国家层面还没有统一、明确的法律依据。果如是，依法治理首先就应当解决于法有据的问题。而从现实来看， 各地对超配干部的消化也是五花八门， 有的做法恐怕也难称得上是真正的消化， 比如免掉了副秘书长去当调研员、自愿免职而保留职级待遇等。超配干部的消化也该有一定之规， 因为即使治理走上法治轨道， 仍有可能发生违法超配而衍生此类问题。（作者滕朝阳是北京青年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