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官方微博昨天就去年11月该校教授黎泽潮著作被举报涉嫌抄袭一事作出回应，确认抄袭成立，“校园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建议给予严肃处理”。黎泽潮的著作叫《〈因话录〉校笺》，涉嫌抄袭复旦大学硕士鲁明的论文《〈因话录〉研究》，举报者正是鲁明本人。
教授级的人物抄袭硕士乃至学士的成果，早不是什么新鲜事。此事比较新鲜之处是：黎教授的毒誓。鲁明当初举报时，晒出了多张黎著截图与自己论文截图的对比，认为黎著除了把简体字变成繁体字外，其《校笺说明》与自己论文的两个段落内容近乎一致。此外，鲁明还质疑该书的校勘记基本全抄自己论文的附录一。《因话录》是一部唐人笔记。校笺，即校勘和笺注。也就是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佐以其他相关资料加以比较来考订文字的异同，从而最大程度地接近作品的原貌。中华书局许多年前就开始整理出版“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分为唐宋、元明和清代三个系列，粗略地估计一下，加起来总有两百余种了吧。这个丛刊大多都是行校笺之实，所以说大多，因为如《万历野获编》等就根据某个版本而原封不动搬了过来，甚至都没有进行标点。基于这些，鲁明说具有古籍整理常识的人应该了解，像《因话录》校笺这种书，对每一条笔记出校的位置、校勘记的数量、使用的书证，“虽容有个别暗合，但绝不可能大量雷同”。
然而，就这么大量雷同了，该怎么解释？黎教授当时采用的办法是发毒誓：“如果有抄袭，我出门就被车撞死。”在从前说书人的嘴里，这叫做“提头来见”。香港倪匡先生对发誓有个见解，他说人类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间接沟通，目的在于取得对方的信任，因为一个人永远无法知道另一个人心中真正在想些什么；而许下的违誓惩戒越是严厉，取信对方的程度也就越高，这就有了毒誓。毒誓在当代并不鲜见，陕西发现“周老虎”的时候，论战双方就都发了毒誓。质疑的中科院研究员傅德志“敢以脑袋担保照片有假”，而拍摄者周正龙则“以脑袋担保照片真实”。文化极高的和极没文化的，在毒誓问题上“殊途同归”，可窥传统文化的魅力一面。然那真相早已大白，周正龙并未践诺。事实上，在“提头来见”的时代，也鲜有自我了断之辈。现在，在下并无怂恿黎教授到马路上去“碰瓷儿”的丝毫意味，这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态也要不得，只是想借此提醒那些像黎教授一样有文化的人，抄袭与否，自己的心里肯定清楚得很，赌脑袋的事情还是“谨言”为好，休言“慎行”，套用元曲中一句俗语，叫做“行不得也么哥”。《西游记》里，孙悟空与车迟国的虎力大仙比赛砍脑袋，砍掉之后自己喝了一声“长”，果真“飕的腔子内长出一个头来”。但是除了孙悟空，谁也没有这种本领。黎教授的毒誓以尴尬收场，不是无异于自取其辱？
引申来看，今天落马的官员，当初上任时也有不少曾经发誓甚至发毒誓，结果都成了惺惺作态。这一点，其实古人早看穿了。明朝有个叫郑九石的，“始事之日，即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庙设誓”。但当时有人就笑了：“信不由衷，质无益也，况要盟者无信乎此。”你嘴里叨咕的东西自己都不信，誓什么誓呀。并且，“朝廷大事，苟一心持正而峻法以行之，谁敢不肃，乃必假之盟誓耶？”所以，有必要寄语后来者：发誓有风险，出口要慎重。当然了，你不怕事后被人翻出来调侃，甚至不怕自取其辱，那就尽管去发好了。（潮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