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脚步总是匆匆，不知不觉间，2014年已成过去。回望自己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只能做一番不失粗疏的剖析与评论。
“鲁奖” 规则与争议
2014年中国文学界最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首推盛夏酷暑季节在北京揭晓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它是由中国作协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文学奖，其影响力仅次于专门针对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其奖项的分布除涉及到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含杂文）、报告文学与文学评论等六种重要文学体裁之外，还专门为文学翻译设立了奖项。
虽然鲁奖一共设立有七个奖项之多，但社会反应程度较为强烈的，还是集中在诗歌、报告文学和散文（杂文）三项上。报告文学部分引人注目者，是作家阿来因为自己的长篇历史非虚构文学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在最后一轮投票中居然一票未得，而表示强烈抗议。我曾经认真读过阿来这部作品，深深地折服于他对历史的深入勘探与思考。在我看来，零票结果的出现，是明显受到评奖规则严格制约的结果。评奖规则规定，最后一轮投票，作品必须获得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方为有效。为了使得票数不至于太过分散，投票前评委们充分的讨论与沟通就成为必要的事情——于是零票现象的出现，便无法避免。我想，阿来实在没有必要为这个“零票”而耿耿于怀。
当然第六届鲁奖最大的争议，恐怕还是周啸天获诗歌奖这一事件。周啸天的获奖作品是一部旧体诗集《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这是自鲁奖设立以来，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旧体诗集。在纸媒、在网络引起一片哗然和吐槽声的，正是这部诗集。如果联系上一届车延高的“羊羔体”事件，一个问题自然就会浮出水面：为什么总是诗歌奖项会引起激烈的争议？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恐怕就是主流诗歌与民间诗歌之间的艺术评判标准相差太远。在当代中国，诗歌成就更突出地体现在民间诗歌这一方面，已经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就此而言，“鲁奖”的诗歌奖作为一个主流性质鲜明的文学奖项，在出笼后引起广泛争议，恐怕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闷与狂》 一位老作家的时代反思
2014年的老作家王蒙有两件事引人瞩目：一是为周啸天获奖辩护，二是出版了长篇小说《闷与狂》。《闷与狂》是这位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作家力求在艺术形式探索上有所突破的一部具有先锋意味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极大，从出生之初一直写到了当下时代，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王蒙不仅放逐了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而且连同人物甚至细节，也都不见了。从头到尾，我们读到的是“我”关于自己漫长人生极具主观化色彩的感觉描述。全书共计十六章，大约可以被切割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记述自己对于童年生活的印象。第二部分是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叙写这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青年生活。第三部分是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主人公被打成“右派”后下放新疆的那段生活记忆。第四部分就是剩余的文字，记述着新时期主人公再度复出后的生活境况。不能不承认，以上的分析与切割带有勉强的成分。很大程度上，这部《闷与狂》可以被看作内心独白的现代心理小说。通篇如同印象画一般主观感觉弥漫，情绪化色彩极其鲜明。
倘若说《闷与狂》形式上的探索体现着王蒙的一种写作勇气，那么，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面对残酷历史时的逃避与犬儒姿态，却令人失望。这种姿态，凸显在作品的语言态度中：“真是成长啊，真是恶治呀，真是手术台手术刀运作精巧、止痛消炎、妙手回春。多愁善感了半天，常含泪水了半天，自作多情了半天，难舍难分了半天，不安困惑迟疑恐惧了半天，最后小小的一条奇祸，一把挫折，去了病根，治了顽症，你的神经硬是茁壮强悍了起来。”“奇祸就是此生的奇缘，更是明日的奇葩，而且是阴虚阳痿内热外寒腹胀目眩的奇药神医！更不要说长了力气，增了饭量，粗了手脚，壮了体魄了。还说什么呢？大了视野，新了见闻，深了体会，健了心气。你还哭什么呢？泪什么呢？酸什么呢？装什么毕里奇呢？”（见第九章《你就是回忆中的那首情歌》）
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整个国家民族而言，还是对于那些曾经不幸地被卷入其中的个体而言，发生于1950年代中后期那场规模巨大的反右运动，都堪称一场巨大的精神劫难。在时隔多年之后，在反思条件已经相对成熟的当下时代，作为那一代作家群体中最具艺术智慧者，王蒙对于那场空前劫难应有较之从前更具思想力度的批判与反思，但《闷与狂》令人有些失望。是没有追问反思的能力？抑或根本就不愿意去真切地寻根究底？
长篇小说 历史透视与形式探索
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2014年，长篇小说依然出现了一批拥有相当思想艺术质量的优秀作品。细察这一自然年度的长篇小说写作，以下两种特点不容忽视：
其一，是对于复杂历史景观的艺术透视与呈现。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作品主要有贾平凹的《老生》、叶兆言的《很久以来》、张翎的《阵痛》、雪漠的《野狐岭》、叶弥的《风流图卷》、范稳的《吾血吾土》、笛安的《南方有令秧》、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常芳的《第五战区》等。贾平凹的《老生》，从革命起源的1930年代写起，中经土地改革的1940年代后期与公社化的1950年代后期这两个革命的开展过程，一直到“后革命”的市场经济时代，一部风云流宕、云谲波诡的中国现代历史，就此立体地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其间隐现着幽深暗黑的反人性本质。历史的这种本质，在作家所精心选择的四个历史关节点上都得到了透辟犀利的艺术表现，由此可以见出作家面对历史时坚定而深刻的反思立场。
虽然说在《很久以来》中，叶兆言把自己的叙事时间拉长到了遥远的1941年，但对于“文革”的批判性反思，却是作家真正的艺术用心之所在。作家“文革”反思的深度，集中体现在“欣慰”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作为一位追求生活幸福的普通女性，欣慰以其悲剧性的生命遭际，对“文革”的极权暴力性质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
同样是对于历史的思考与表现，张翎的《阵痛》，却把自己的关注点落到了三代女性的命运透视上。从上官吟春的“逃产篇”，到孙小桃的“危产篇”，再到宋武生的“路产篇”，张翎紧紧抓住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非正常艰难生产”这一题材，把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堪称曲折苦难的中国历史图景艺术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在其间真切感受到的，正是历史与人性之间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一方面，是历史因素对于人性世界的强制压抑，另一方面，则是人性世界对于不合理历史因素的强劲对抗。
其二，是一批作家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者，分别是《蟠虺》、《耶路撒冷》与《三个三重奏》。刘醒龙的《蟠虺》艺术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对于悬疑手段的有效征用。作家所采用的悬疑手段，一是关于那两封神异的甲骨文来信，二是郝嘉与郝文章父子二人不无离奇色彩的人生遭际，三是关于青铜大盗老三口与其妻华姐传奇故事的讲述。非常明显，刘醒龙所具体书写表现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其实枯燥乏味得很。这样，对于意欲书写表现这一领域生活的刘醒龙来说，如何才能够把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生活写得盎然有趣活色生香，能够充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自然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就构成了对于作家的一种巨大挑战。毫无疑问，刘醒龙之所以煞费苦心地运用以上带有突出“通俗”意味的悬疑艺术手段，究其根本，正是为了有效地增加作品的情节紧张度，进而使得《蟠虺》这部学术小说具备更多的可读性，成为一部好看的小说。
徐则臣《耶路撒冷》的形式特质，主要表现为一种具有格式塔意味的艺术结构的营造。其具体表现有三。首先，是由两种不同的字体明确标示而出的两条小说结构线索：一条是以初平阳、舒袖、杨杰、易长安、秦福小、景天赐这几位主要人物的名字标出的主体故事部分，另一条则是初平阳应邀在《京华晚报》开设的“我们这一代”专栏部分文章的选辑。其次，在第一条结构线索之中，细致地做更深一个层次的剖析，又明显地存在着四条次一级的结构线索。第三，则是徐则臣对于小说故事时空以及一种章节对称性的特别处置。惟其依凭着如此一种堪称复杂的格式塔结构的精心建构，徐则臣方才最终实现了对于“70后”一代人进行深度精神分析的艺术可能。
宁肯《三个三重奏》是一部具有鲜明的艺术先锋气质的长篇小说。其艺术先锋性，同样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表现为对于一种“元小说”形式的熟练运用；其二表现在艺术结构的特别设定上，正如同小说的标题已经强烈暗示出的，“三个三重奏”之所以能够成为“三个”“三重奏”，是因为其中存在着三条相互交叉缠绕的结构线索；其三则更突出地体现为宁肯从根本上颠覆了时下颇为流行的所谓“反腐败官场小说”模式。从根本上说，能够把一部反腐败官场小说置换为一部对于权力心理结构进行深度剖析的、具有鲜明先锋气质的纯文学作品，其中所体现出的，正是作家宁肯的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艺术原创能力。
《1966年》 童年视角下的文明之伤
大批量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之外，诗人王小妮的一部短篇小说集《1966年》（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版）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王小妮在“前言”中明确交代：“收在《1966年》里的11个短篇，是有关这一年的系列小说，写于1998—1999年间，这是第一次结集出版。”“那一年我11岁，看见很多，听见很多。不知道父母去了什么地方。怕院外木栅栏上的大字报，准备把茉莉花瓣晒成茶叶，一听到喇叭声口号声，就跑到街上去看敲鼓，看演讲，看游街，看批斗，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11段故事，写的是那一年里一座北方城市中最普通的人们，写了记忆中1966年特有的气味、声响、色彩，和不同人的心理。”为什么呢？因为“普通人的感受，最不可以被忽略和轻视。任何真实确切的感受，永远是纯个人的，无可替代的和最珍贵的，是可能贯穿影响每一条短促生命的。”惟其如此，王小妮“希望这11段故事能留记那一年人世间的最末梢，并依此握有穿越时光的力量。”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小说的写作与出版之间的时间差，长达15年之久。王小妮这方面所表现出的冷静沉着，与当下时代大多数作家的急不可耐，显然形成了极有趣的对照。同时也表明王小妮的作品已然接受了15年时间的残酷淘洗与检验。
二是王小妮对于11岁的自己的生存状况所进行的生动真切的描述。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尽管11个短篇小说讲述着不同的故事，但在这些故事背后，我们却总是能够感觉到有一种童年视角的存在。归根到底，王小妮11岁时的真切生存体验，构成了这部短篇小说集的精神底色。对于文化的毁灭与对于人性的戕害，可以说是“文革”给国人带来的最深重的灾难。而这，也正是王小妮这11个短篇小说所集中书写的方向。比如首篇《普希金在锅炉里》，讲述的显然就是一个文化（明）被销毁的故事。一个普通家庭，除了父母之外，还有四个孩子。眼看着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临，一家人需要烧锅炉来取暖。以往，都是单位派人来给他们烧锅炉，到了1966年，形势急剧变化之后，父亲建议孩子们学会自己动手。没想到，居然有个21岁的小伙子主动跑上门来给他们干这事。实际上，小伙子的主动背后竟然潜藏着一个小小的“阴谋”。亏得那个12岁的女孩敏感，很快就在小伙子故意遗落的蓝色书包中发现了一本书，并在其中读到了一些非常烫人的句子：“啊！这就是我曾爱过的人，/我火热的心曾为她那么紧张。/你的气息有怎么样的火焰，/殷殷的目光怀着多少情意。”异常惊讶的女孩，把书拿给父母看，方才知道这是一本普希金的诗集（尽管女孩并不知道普希金是谁）。却原来，这本普希金诗集埋藏着小伙子和一个苏联姑娘之间美好的感情。到了1966年，小伙子不知道该把这本普希金如何处理，才以这种形式把它“转嫁”给了小说中的这家人。这家人自然也不敢把这本诗集保留下来。怎么办？——把它和他们家自己藏着的另外一本普希金，一块儿在锅炉中付之一炬：“这回，是自己的书，燃烧速度比刚才快了许多，炉火已经燃起来了，这本书刚进炉膛，只有很短的一小会儿，它坚持保留着一本书的现状。”很显然，小说中的普希金是文化（明）的一种象征，它的被销毁，意味着文化（明）的被毁灭。与此同时，女孩一家人与那个小伙子内心中无法掩藏的惊惧心理，在小说中得到了深刻的艺术表现。
王小妮的《1966年》之外，鲁引弓的短篇小说《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载《收获》杂志2014年第3期）也以其切入现实角度的精妙而引起关注。小说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我”与住在隔壁一位名叫应红雨的旅游鞋厂厂长之间的情感纠葛。问题在于，一位年纪轻轻、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性，何以会成为一家旅游鞋厂的厂长呢？却原来，这家鞋厂的投资老板，乃是一位台湾佬。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秘不可宣的地下交易，应红雨方才拥有了这样的身份。一方是资本雄厚的老板，另一方是两情相悦的同龄人，夹杂在二者之间的应红雨，自然会备受自我矛盾的纠结心态的困扰。应红雨曾经一度断然决定要离开台湾佬，与“我”一起私奔他乡。但水泥桥头苦等车辆不至的残酷现实，却还是促使应红雨最终放弃了私奔的浪漫念头：“我看着她，这匹悲哀的马在前面走的样子，我知道她在哭。她的风衣下摆在风中飘呀飘啊，我知道我们就像它一样飘摇。”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我们就像它一样飘摇”这句话中潜隐着的强烈象征意味。它所要凸显出的，乃是“我”和应红雨这一对青年男女在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无法把握的自我命运。我们能够在鲁引弓祭悼一段男女情感之殇的同时，更真切地感受到作家对于一个时代的祭悼之意。1991年，正是中国由精神的时代转向物质的时代的关键时刻，应红雨的最终选择，充分证明的也是这一点。就此而言，鲁引弓这个短篇小说的值得肯定处，就在于借助于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而精妙地写出了双重意义上的时代隐痛。
（作者：文学评论家，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