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下旬，中国政府网在首页挂出专题，总结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还邀请网友对各省各部门信息公开的实绩点赞。
不料，点赞的寥寥，吐槽的更多。
吐槽的原因，如果用一个微博的容量概括，大概可分为这几点：一者，公文体，官话，刻板；二者，缺乏实质内容，“寥寥数语，底气不足”；三者，表功，停留在“表扬与自我表扬”之上。
当然，并非所有的省份和部门都展现出了这三点，但体现在“部分部门”或部分地在某一部门体现的上述特征，却给受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人们相信，这些“信息公开”总结展现出的毛病，与政府信息公开本身是同构的，与政府面向公众的一贯姿态是一致的。“那些全心只为‘自我赞扬’的总结，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关于政府信息的公开呢？”《潇湘晨报》评论员王聃在13日该报的评论中反诘，“它如此清晰地让人看见，日常选择性进行信息公开的思维这般强大，以至一份本应客观的总结亦不愿意自陈缺点。政府信息公开，其实远非公开相关信息那么简单，它深层次的内涵，应该是行政权力的透明运行，社会能对政府运作进行日常的监督。所以，‘公开政府信息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义务，是法治社会公权力行使的法定要求’。那么，在看似的整体进步中，到底是什么还在阻碍着政府信息公开主动的兑现？”
对于这个问题，《长江日报》同日评论的答案是，“约束不够”和“观念偏差”。在观念上，“信息公开首先要明白谁是受众”，即，“这份年度信息公开成绩单到底是向谁展示？如果没有受众概念，或者完全将公众排除在外，其流俗于泛泛而谈、重成绩轻不足的公文汇报文体，就难言意外。”
若将信息公开的受众定位为“上级”，而不是公众，那么政绩式的总结、“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内容，就丝毫不足为怪。但影响公开的实效、甚至引起公众不满甚至反感，也是顺理成章。
以“只重表彰的信息公开无意义”为题，《中国青年报》评论直言，“(表扬与自我表扬)这足以说明现阶段仍有一些部门热衷于走形式主义、爱面子工程。将总结报告变成表彰报告，这其中，有些是习惯性的掩饰，还有一些是因为认知误区，如有些政府部门就将信息公开理解为宣传功能，以媒体、微博发布次数作为成绩，并不考虑发布内容的真正传播效果。”
不知这些倾向于批评的评论，是否让政府部门稍感委屈。但实际上，评论者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政府信息公开总结中的亮点，也尽量公允地点出了这些明显用了心思的部门和省份———
如教育部以“政府信息公开进行时”的方式制作了一个索引式页面，既有汇总情况，也有分类汇报，还有图文呈现，可供人自行选择。又如北京市的汇总做得非常规范整齐，页面上分成“市级落实情况”、“市政府部门落实情况”和“区县政府落实情况”，而且各层级都生成图文、表格并茂的汇总报告，让人一目了然。交通运输部、农业部等少数几个部门的报告不仅内容详细，且附有多张截图，展示对应信息公开在自己官网的位置，等等。
但问题是，即便如此，评论者的整体性打分也要远低于“有单位给自己的工作打了90多分”的标准。原因在于，关于信息公开和其所代表的政府透明度问题，政府更看重实然的进步(即便是点滴的)，公众更看重应然的水平；政府潜意识里的最高标准，只是公众评价中的基本标准。
只要参看第三方机构关于政府透明度的研究，就能明显看到这种标准的差别：2013年社科院公布的《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中，在政府信息公开事项方面，国务院各组成部门在及格线之上者只有六家，省级政府虽然略高，也不到十家；2014年，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省级财政透明度调查显示，全国31个省的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只有32.68分(百分制)。这些和“90多分”的自我评价，显然有天壤之别。
大数据之外，论者还有更具体的例证。《西安晚报》评论《“自我表扬”的信息公开难孚民意》，举出了若干政府信息公开不足的佐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大多数涉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都应该公开，但在具体实施中，公众常常见到，一些本应公开的信息，却被某些部门以各种理由拒绝，甚至多次给出‘涉及国家秘密’‘不在公开范围’的理由。除此之外，面对公民合法的公开信息请求，一些部门往往选择沉默以对，比如去年有多位车主和律师，向政府申请公开公共停车位收费去向，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详细回应。又比如，在行政性事业收费中，有很多关乎民生却不规范的‘附加费’，这些收费项目的钱款去向依然不明，财政部日前称，将开展针对这些‘附加费’的专项清理工作，笔者以为，要彻底杜绝此类乱收费，还需将其列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清单中，给公众一本明明白白的账。”
遗憾的是，至今明白账还没出现。而且，在何为“明白”、“明白”的标准上，记账的人和看账的人也有着明显的分歧。前者邀请后者点赞，后者却多半选择了“踩一脚”，这种预期与结果间的落差，恐怕要政府部门好好掂量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