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前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部署进一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简政放权，釜底抽薪，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取消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整治“红顶中介”，着力铲除滋生腐败土壤。
“红顶中介”早已存在，人们曾形象地称之为“二政府”。那些有着政府背景的中介机构、社会团体，或是与政府有着特殊利益纽带的中介机构、社会团体，都可算作是“红顶中介”。“红顶中介”也不止基层有，从上到下都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物。
从前，“红顶中介”似乎还不那么显山露水，随着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它们却变得“艳若桃花”、“美如乳酪”，几乎是炙手可热了。很多人发现，行政审批的事项少了，权力下放了，但为什么评估、鉴证、意见书、技术性检查等第三方中介事项却有增无减，让企业感到门槛甚至变得比从前更高了、负担更重了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行政审批的权力以巧妙的形式、精准地放给了“红顶中介”。于是，先前有一定之规的行政收费摇身一变成了“随行就市”的市场收费，比如“原来在政府部门200元能办的事，到了指定中介机构，2万元都办不了”。
为什么政府部门不把权力放给别的中介呢？当然是因为“红顶中介”是“自家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形形色色的“红顶中介”“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发了财当然不能独吞，而会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实现利益均沾、利益共享。说到底，一些行政部门和“红顶中介”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但所谓放权，如果只是从左手放到右手、从明处放到暗处，这样的假改革只能毁坏改革的名声，动摇人们对真改革的信心。可以说，“红顶中介”红得发紫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同时也是改革走向彻底的障碍，并日益成为腐败的温床。
“红顶中介”阻断了改革，看上去整治的着力点应当是“红顶中介”；但“红顶中介”从诞生起就对行政权力具有依附性，“红顶”也不是自封的。因此，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约束行政权力，摘掉一些中介的“红顶”，实现行政权力与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的真正脱钩。但脱钩首先的也是关键的，乃是人事关系的脱钩。不必说现任行政领导，就是允许退而不休的“老领导”继续担任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的负责人，二者之间就还是砸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但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因为“红顶中介”历来就有“供官员兼职的位子”的传统。
政府部门为企业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机构，即使不存在寻租动机和寻租行为，至少也是剥夺了企业对中介的选择权，强制服务、强制收费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取向背道而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企业应当有救济的权利和申诉的通道。当然，重要的还是通过制度设计，压缩政府部门通过中介事务寻租的空间，让企业有充分选择中介的自主权。
腐败的“红顶中介”令改革蒙羞。何时“艳若桃花”、“美如乳酪”的“红顶中介”能在大力整治中彻底溃烂，那么，真正市场化的中介就能脱颖而出，暂时被“红顶中介”阻滞的改革举措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红利，而人们对于政府真正推进改革事业的信心也将得以恢复。（作者滕朝阳，为北京青年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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