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广州市城管委2015年爱国卫生工作会议通报称,去年广州暴发严重登革热疫情,全市各级财政用于灭蚊的费用近2亿元。会议未公布该费用的具体流向,引发了众人关于“钱去哪儿了”的质疑。17日,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回应称,2亿元并非全部用于消杀灭蚊,还包括完善下水道防蚊闸等基础设施、购买喷雾器等硬件、临时雇佣工作人员的成本等。(1月18日澎湃新闻)
官方的回应解释了2亿元的开支构成,给了公众一个交代。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主动附上详细账单,非要等到舆论质疑后再来被动回应?毕竟,2亿元的数字,与小小的蚊子之间反差过大,如果有关部门站在公众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完全可以预见到大家的自然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市城管委仍然只是抛出一个2亿元的孤立数据,折射出的对信息公开的态度值得深思。
事实上,类似“信息公开—引发质疑—被动回应”的模式,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三部曲”。比如,云南省招标采购局2013年底公布的三公经费预算为零,一度引发质疑,甚至有已经调离的前员工上网举报。随后,该局回应称,单位一直未曾购置公务车,日常出行有时通过乘坐公共汽车等方式解决,但这部分经费不在“三公经费”之列,所以没有公开。三公经费为零显然不符合常理,但如果当事部门能在公布预算时备注说明一下,自然能避免不必要的质疑。
传播学上有一个“首发效应”,说的是首发信息会对受众形成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以后很难改变。在政府部门信息公开中,被动回应的效果远不如主动说明,甚至会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总是引发误解和质疑后才回应,说明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停留在“要我公开”层面,尚未形成“我要公开”的意识,也说明对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缺乏尊重,没有站在公众的角度上换位思考。
信息公开不应该只满足于“看得见”,更要努力做到“能监督”。因此,有关部门必须把功课做到前面,有积极主动晒出具体账目清单的意识；还要对容易引发疑问的问题做出必要的说明,让群众清楚看到每一笔钱花在了哪里,花得值不值。
当然,公众质疑花2亿元“打蚊子”,除了质疑数字本身外,还包括对大范围使用“化学灭蚊”是否妥当的担忧。有专家曾撰文质疑,大规模的、不科学的化学药剂灭蚊,将导致蚊虫产生抗药性,更糟糕的是,蚊子的天敌被误杀,造成蚊虫生长更加猖獗。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听证”,对于类似“化学灭蚊”等行政手段,不能只在事后给公众补报一个账单,必须事先加强技术效果和副作用的调研论证,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让公众参与到公共决策中来。(张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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