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军团的红军战士。资料图
编者按：《福建党史月刊》发表文章《红军西方军的来龙去脉》。文中记述1933年11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方军在江西永丰县陶唐乡金溪村(黄沙溪)大祠堂正式成立，但只存在了10个月，摘编如下。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1933年1月中下旬，中共临时中央也从上海迁往瑞金。此后，鉴于蒋介石坐镇南昌和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严峻形势，苏区中央局于2月8日作出《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面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紧急行动起来，“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 6月6日，又发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
从上海迁至瑞金的中华全国总 工会，广泛发动各行各业的工人，如店员、手艺、苦力、运输等工人参军参战，于8月1日前在瑞金成立了“工人师”，并举行誓师仪式。该师受中革军委直接领导，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当时，全总在致“工人师”成立的祝词中写道：“全总执行局热烈庆祝中央警卫师(红军工人师)的成立，这是1933年‘八一’给红军纪念日的赠品，工人师的每个战士，从今天起将要执行工农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任务。”中央警卫师共有兵力12800余人，师长李松，政委由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长梁广兼任，下辖3个正规团，1个补充团(即预备团)。警卫师(工人师)诞生后，一面担负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一面在瑞金进行军事训练，提高作战能力。
从10月开始，第五次反“围剿”逐渐展开，双方军事对垒主要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西线和南线则相对平静，主力红军在西线的兵力也少。中革军委为了集中领导新组建的工人师和各县地方武装，做到统一管理、统一指挥，有效地保卫苏区的西线大门，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方军”。11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方军在永丰县陶唐乡成立，江西军区总指挥、政治委员陈毅兼任西方军总指挥，江西军区参谋长宋时轮、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分别同时兼任西方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当时，西线各县成立的独立2团、独立3团、独立11团、独立13团等地方独立团都归属西方军建制，主要任务是用游击战术阻碍敌人构筑堡垒封锁线，深入敌后游击，破坏敌交通和补给线，牵制敌人兵力。12月底，西方军所属独立2团、独立3团游击到敌后新干县七琴圩，消灭了国民党江西保安2师大部，活捉师长李向荣，缴获大量战利品。
后来，敌人在西线增加修筑碉堡部队，西方军深感兵力不足，便在各县开展浩大的扩红竞赛。以龙冈县为例，《红色中华》第148期第2版报道说：“龙冈县1933年12月，第一次扩红送到西方军有168名，第二次扩红又送364名，还送到地方武装部队74名。”
1934年1月下旬，东方军克复福建沙县后，蒋介石调整兵力部署，将国民党第六路军薛岳的六、七纵队的5个师即59师、90师、92师、93师、99师向江西永丰、乐安推进。针对战局骤变的紧迫形势，中革军委决定，中央警卫师于2月划出5500人、1660支枪，在瑞金编为独立第23师，归西方军建制，师长彭雄(后为孙超群)、政委李干辉、政治部主任谢远崧(后为周桓)，下辖67、68、69三个团。
4月14日，西方军总指挥陈毅向周恩来、朱德呈文《关于西方军活动情况与部署的报告》。此后，会昌、广昌相继失守，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在西边，人们的视线都在集中关注着龙冈的命运，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龙冈也岌岌可危。鉴于此，《红色中华》第183期通栏标题发出号召：“西方战线的拼死决战——不让敌人占领我们的龙冈。”
据西方军战士钟远生回忆：“我在1934年旧历正月初参加红军，编在西方军刚成立的23师。正月19日，我们走到上固的茶亭背，遇到敌机轰炸，因为我们是新兵，不会隐蔽，被敌人发现目标，丢下几个炸弹，扫来一阵机枪，我们这个排都是良村人，全部牺牲或负了伤。在红军医院住了两个月，伤好时已是阳历4月初，我在龙冈归队，当时我们师在龙冈筑炮楼，用禾桶屯粮屯水，上级说要在龙冈‘定生死’，意即打不赢就死在这里。”
4月30日，国民党92、93、99师进犯龙冈，西方军的第23师与独立2团、独立3团共约7000人并肩御敌，龙冈顿时炮声震天，烟雾弥漫。据台湾出版的薛岳编著《剿匪纪实》写道：“30日，99师派590团团副黄鹤之先遣支队长，率领侦探队三队、步兵四连、迫击炮一连、机关枪一排，先向龙冈攻击前进，占领龙冈东北高地。5月1日晨，295旅山炮一连进占龙冈，匪军23师、独立2、3团分踞龙冈西南一带高地，并以一部死守龙冈北端堡垒。激战竟日，匪卒不支，纷纷向兴国古龙冈溃窜。惟龙冈北端匪堡坚固异常(笔者注：1—3月，千余民工在龙冈北端入口处秤砣寨修筑了上下3层能容纳一连兵力和军火粮食的地下大暗堡，周围布满隐藏竹钉，工事十分坚固)，虽叠经炮火轰击，皆未奏效。继由该旅590团第1营奋勇冲锋，肉搏十余次，迄午后5时，始将该匪堡攻破，才确实占领龙冈。”
西方军这次著名的龙冈保卫战，虽因敌众我寡而失守，然敌亦伤亡严重，据敌方公布的保守资料称：“阵亡7人，负伤41人，被俘132人。”其实西方军歼敌数可见《红色中华》第189期第2版报道：“据一俘虏说，敌99师进攻龙冈时，伤亡四五百人，阵亡团长一，连长二，伤营长二，其师长亦受伤。”
6月初，中革军委为诱打入侵龙冈之薛岳部，调集1、3军团主力秘密在古龙冈至黄陂以北设伏，朱德亲临兴国指挥，令西方军施行“诱敌深入”策略，将敌99师诱到君埠来。6月8日，99师上午10时进攻君埠银龙下西方军独立团阵地，双方激战正酣，下午彭德怀率红3军团赶至，包抄了敌退路，敌见红军主力上万人前来参战，连忙下令撤退。据薛岳编著的《剿匪纪实》记载：“6月8日上午7时，第99师(欠一旅)由龙冈出发，10时攻占银龙下，当派第593团继续南攻，激战2时许，突出反攻，反复肉搏，十有余次，彼此伤亡极大。我团长梁启霖、团副翁剑秋，营长刘国光、龙水津等，又皆夺战负伤，旋派594团第2营驰往急援，该营长杨薰又力战殉职，当以众寡悬殊，乃令所部撤回银龙下及其北端一带高地，与杨公山之匪成持久对峙之局。是役与我激战之匪，为伪第3军团全部，系由黄陂方面窜来者，合伪第23师及独立第2、3团等，约2万余人。”据敌方公布的保守资料称，此役“阵亡官佐7人，士兵130人，负伤官佐3人，士兵63人”。其实根据许多资料，西方军和3军团还俘虏了敌400余人，击溃1个团又1个营，伤敌团长1人、团副1人，毙敌营长1人。
7月上旬，中革军委将永丰、兴国、泰和等几个县的独立团编为61团、62团和63团(也称赣江团)。8月下旬， 61、62两团整理补充后与赣江团合并成立21师，约3000人，师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生，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此后，由于红军分六路把守，兵力不敷分配，且西方军不适应新战场指挥，加上总指挥陈毅负重伤，9月21日，中革军委将西方军所辖的23师和21师在崇贤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第8军团，辖2师6团，兵力10922人，枪支3476支，子弹180341发，手榴弹10006颗，梭标816杆，马刀50把，迫击炮2门，炮弹104枚，药品26担，盐4050斤，冬衣9500件，金银币值147000元。
10月上旬，朱德电令8军团立即转移，准备突围。13日，中革军委规定各军团、各师进行联络的代号，8军团叫“济南”，21师叫“定南”，23师叫“龙南”，随3军团跟进，担任右翼拱卫。17日，8军团从社富出发，过于都河突围长征。至11月15日，8军团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湘江战役中，8军团战斗力较弱，落在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面。12月1日上午，凤凰嘴渡口浮桥被炸断，涉水渡江的8军团指战员受到敌机轰炸，几乎全军覆没。当天夜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清点队伍，发现8军团万余人仅剩下600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在内也不过1000人。鉴于8军团损失惨重，不成建制，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取消8军团番号，余部并入5军团。
如此，红军西方军存在10个月，8军团存在3个月，成为红军战史上成立时间最短的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