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差别化落户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毋庸置疑，“在京工作河北落户”的提案，试图立竿见影地实现严控人口规模的目标。
不断涌入的人口确已使北京不堪重负。然而，堵死落户北京的大门，就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病了?数据显示，2014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151.6万，外来人口818.7万，毫不夸张地说，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北京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让他们永远“扎根城市却不是城里的人”“住在城市却难享城里的好”，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维持户籍壁垒制造的权利和福利鸿沟，将引发很多不稳定因素，如加剧人户分离矛盾，阻碍更大内需的形成，制造更大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群体。
“在京工作落户河北”论调，折射出特大城市一些居民对外地人的偏见:自以为是地把外地人当成负担，只考虑他们在义务教育、公共保障、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却从未想过他们在城市里工作，交了多少税收和社保，吃穿住行产生多少间接税，养活了多少人。这种粗暴的“撵”的思维，与以人为本、权利平等的户籍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控制人口规模一直困扰着北京、上海这类特大城市，考验政府的智慧和治理能力。与其想方设法的增加、提高落户的条件和门槛，甚至“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企图堵上落户大门，让极少数有钱有权的人受益、弱势群体受损，制造新的社会不公、产生新的腐败滋生点，还不如狠下心做“减法”，学会用“剥离”和“舍弃”的思维，把依附在户籍上的诸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附加值”砍下来，让户籍回归信息登记、收集等人口服务和管理的基本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