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短期之内会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但从中长期来看，应不成问题”
●近三四年来医院使用死囚器官做移植手术的已越来越少
●2010年以来，由于经手的绝大部分器官移植都来自于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我国专家受到了国际认可。去年专家叶启发带团队去美国参加器官移植的学术会议，也被邀请参与大会发言
●以前没有畅通的获取分配体系，医生为获取器官不得不与司法系统打交道；现在转而与基层医院对接，一有潜在捐献者出现，马上通知医生，获取捐献器官很顺畅
●“停用死囚器官，虽然会有点影响，但都是暂时的，长远看都是正面影响，好事儿！”
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这一举措，将对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用人体器官数量急剧下降的局面会发生吗？近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了多位在器官移植事业一线工作的医生，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停用后，器官供给会急剧下滑吗？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介绍，中国器官移植的供需比是1：30，也就是说，如果每年有30万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却只有一万个器官可供移植。
据此前新闻报道，可供移植器官的来源，包括死囚、亲属间活体捐献、公民逝世后捐献，以及无法回避的黑市交易等。
目前没有明确的公开数据可以表明这几种来源的具体占比为多少，但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科首席专家何晓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六七年前，死囚器官的使用量，确实不在少数。”
这种情况自从2007年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以后，“降幅达到四分之三”，何晓顺介绍说，近三四年来，全国169家具备器官移植手术资质的医院(下简称“移植医院”)使用死囚器官的，已经越来越少。
他所在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简称“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从2012年开始，公民逝世后捐献就已占据所有器官来源的第一位。刚过去的2014年，该中心所经手的器官移植手术中来源于死囚的不足10%。
湖南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以及武汉大学肝胆疾病研究院，情况与此类似。
叶启发同时兼任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武汉大学肝胆疾病研究院常务院长。他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自2010年3月以来，他所任职的两家机构，一共完成了270多例公民捐献的器官移植手术，“其中来源于亲属活体捐献的器官很少，主要来自公民逝世后的捐献。”
“有人担心停用死囚器官，器官来源的数量会急剧下降，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何晓顺认为，“也许短期之内，会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但从中长期来看，我觉得不成问题。”
他用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的数据进一步证明：截至2014年底，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累计开展公民器官捐献移植数量654例，数量全国最多。近3年来，该中心所主导的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的案例数，2012年完成47例；2013年完成了54例，比前一年增幅15%；2014年完成了70例，比前一年增幅达30%；2015年，何晓顺有信心能增加到100例以上。
上呼吸机太久，器官健康吗？
我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医疗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大。
中山一院肝移植中心鞠卫强副教授告诉记者，该中心所经手接受肝移植手术的病人，有不少术后生存已超过10年。而国内一流的移植医院当中，肝移植术后5年成活率能够普遍达到80%左右。“在国际范围内，谈不上领先，但先进肯定是没问题的。”何晓顺对国内同行们的水准有着绝对的自信。
死囚中青壮年不在少数，此前使用他们的器官质量较有保障，现在全面停用了，使用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他们年龄跨度很大，质量是否也能达到要求呢？
记者采访的多位肝肾移植方面专家表示问题不大，但是肺移植的情况，却没那么乐观。
我国从1979年出现第一例肺移植手术至2014年底，全国肺移植总数仅为523例，其中343例都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完成。该院接受肺移植患者术后1、3、5年的存活率分别为78%、61%和48%，是全球5大肺移植中心之一。
可尽管医疗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但该院副院长、江苏省肺移植诊疗中心主任陈静瑜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表示，现阶段做公民捐献的肺移植手术，对他们仍是挑战。2014年，全国肺移植数是147例，他的团队做了104例，其中只有9例来自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不足10%。
并非没人愿意捐肺，而是捐肺的要求较高。陈静瑜介绍说，一般情况下，当病人脑死亡后，主治医生建议家属考虑器官捐献，家属需要一个心理接受的过程，仍会要求医生使用呼吸机等设备维持病人生命。这个过程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期间，病人的肺部往往已受感染，不再具备移植条件。
去年全国有1699个公民逝世后进行了器官捐献，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因肺部已感染，无法捐肺。“所以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全靠公民逝世后捐献，肺移植的数量接下来肯定会有所下降。”陈静瑜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造成肺部感染，除了时间上的耽搁，还有一个问题来自于器官维护意识的匮乏。“愿意捐的，要把肺维护好，把呼吸道、痰，清理干净。”陈静瑜认为，“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之后，如果全国范围内加强供肺的保护，把肺能维持好，从长远来看，肺移植的数量肯定不减反增。”
器官来源变了，医生习惯吗？
此前，因为死囚器官的使用没有被彻底废止，我国在器官移植领域取得的技术进步，一直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所认可。
叶启发在湘鄂两地从医40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国内肝移植领域是权威专家，但他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那些年受的委屈，他还记忆犹新：“出国开个会，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所撰写有关器官移植的学术文章，也不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发表……”
2010年以来，由于经手的绝大部分器官移植都来自于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叶启发他们终于受到了国际认可。去年他带团队去美国参加器官移植的学术会议，也被邀请参与大会发言。因此全面停用死囚器官的要求发布之后，叶启发特别支持。
2012年4月中旬，在布拉格召开的全球心肺移植年会上，陈静瑜的肺移植团队介绍了中国心脑死亡捐献的肺移植临床经验，得到了国际心肺移植界的高度认可，在年会的当日会讯头版介绍了中国同行的工作，也使我国心肺移植融入国际大家庭。
并非所有人都这样积极响应。长期以来的操作模式，让有些器官移植医生形成了固定的思维。他们习惯了直接跟司法系统“打招呼”。而使用捐献器官，意味着他们接下来要参与宣传，还要经常到乡县、外地去寻找器官来源，太麻烦。于是个别人将之视为畏途，不看好，甚至泼冷水。
“这种惯性或者说惰性，恐怕是改革难以推进的一个障碍。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例器官捐献，真的一点都不难，比以前好多了。”何晓顺在多种场合都会不停地与同行们“现身说法”。
他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以前因为没有一个畅通的获取与分配体系，为了给病人换肝，获取器官不得不与司法系统打交道，“和他们交朋友、应酬”。可现在，他所在的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有明确划分的辐射区域，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些地方的基层医院对流程很清楚，一有潜在捐献者出现，马上通知他，获取捐献器官照样很顺畅。
“你说，是跟自己的同行打交道容易，还是跟司法系统打交道容易？”何晓顺反问记者，“所以停用死囚器官，我坚决同意，虽然会有点影响，但都是暂时的，长远看都是正面影响，好事儿！”（记者尹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