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何以变“春劫”？
文/一川清流
在昨天傍晚的市内公交车上，临近笔者座位旁一位约莫30出头的小伙子，正在跟他同行的伙伴大倒苦水：眼看就过年了，一想到回家不仅要带些礼物，而且还要给亲朋好友的孩子送红包，现在一百块钱都拿不出手了，起码一个红包要二百块，我哪有这么多钱啊，到现在老板还不发工资，想想回家过年就害怕，唉，现在过年真没意思！
看得出，这位年轻小伙很可能是一位长期在外的务工人员。其实，这位“恐归族”所言，如今又何止是他一人所发无奈感受呢？据2014年11月18日中国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有2.45亿外出务工人员，而且这些外出务工人员正在增多和“变老”。通常认为，农民工之所以大量涌向城市，不外乎两大因素：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使然；二是城市发展对农民工的需求所致。然而，由于目前中国各个领域都处在深刻变动之中，所以在城市“混得好的”民工毕竟是凤毛麟角，类似那位眼巴巴等着老板发饷回家过年年轻小伙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外来民工的命运是这样，工薪阶层又何尝不是这样？特别是那些身陷“蜗居族”、“流浪族”漩涡的年轻人，等到大学毕业，多数已经掏干父母的所有积蓄，即便是有的已经“乔迁”到“胶囊公寓”，有了栖身之地，多数也是压力山大的“负翁”，需要拼上二、三十年的青春，付出巨大的健康代价之后，才能补上房贷等等窟窿，这还不算养育子女等等所花费的巨额支出。所以每到年关，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面对的无异于一道道“鬼门关”，一方面要受到“孝道”等传统道德的折磨，另方面处于即便是打肿脸也实在是充不起“胖子”的窘况。
本来，一年一度的春节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也是中国人最感欢天喜地的时刻，国家也为此辟出“长假”提供保证，甚至将“常回家看看”入法，贵州高院新任院长最近还专门发出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过年必须回家陪父母！表面看来，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人之常情，相关“举措”也都是出于“好心”，也是“人性化关怀”的体现。可是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辞藻之下，又有谁能理解无数“恐归族”的苦衷？又有谁能解决这些“恐归族”的实际问题而让他们底气十足而又毫无后顾之忧地“衣锦还乡”高高兴兴过大年呢？
现在看来，现如今的春节之所以被异化为几乎是群体性的“春劫”，之所以成了一些人惧怕的“鬼门关”，根子并不在春节本身，笔者以为有着如下深层次原因：其一，社会不良风气和封建陋俗作祟，试想，一些地方连母猪下崽都要设宴“庆贺”少不了陶“份子钱”，谁又能躲过春节这一劫难呢？其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和劳动收入分配不公所致，致使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如此下去，何时才有“恐归族”的出头之日？其三，社会保障制度尚待完善，公众清楚地看到，这厢正在被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几尽压垮的情况下，那边又出“延迟退休”等令人恐慌的新政，如此，谁能有好心情过春节？即便是躲过春节，能躲过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人为的劫难吗？故而春节变“春劫”，并非“天灾”所致，而是“人祸”所为。（一川清流写于2015年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