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要过年了。于我而言，实在有点害怕。前些年，平时省下点钱，都会出门去“躲年”。广州、香港、河内，这些原本陌生的城市都留下了我对春节别样的记忆：宁静。
相比而言，上海除夕、接财神这两场雷打不动的大阵仗，客气点说，就是噩梦，我甚至常常在初一、初五中午醒来，发现自己不是在祝福谁，或期盼什么，而是在下意识地“沪骂”那些害得我深夜无法安眠的街坊邻里。
我从不讳言对鞭炮的深恶痛绝。吵闹、污染环境、易引发火灾和人身伤害，这三项“控罪”想来是谁都无法辩驳否认的。所以，今年看到政府通过媒体，宣布严格执行“禁放令”，申城五部门带头承诺不放烟花爆竹，我深深感觉这是文明的悄然进步。
不过，放鞭炮是民俗行为，用行政手段大约只能控制一时。让鞭炮害多利少的观点深入人心，才能有效地移风易俗。这几天，本市一位大学教授做了实验，用数据证明：售价3到5分的一只鞭炮就可以让10立方米的空气PM2.5爆表。这大概可令苦霾久矣的市民有所触动了吧。只是希望此类宣传能纳入公益广告，甚至中小学教材，成为环保舆论的新常态，而不是仅仅在过年时才抬出来惊世骇俗一把。
在数据公布之前，网上其实已经有了一片讨伐鞭炮之声，那是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上广泛流传的一张照片引起的：一男一女两位老年环卫工人举着牌子，呼吁大家少放鞭炮，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让他们早早回家过年。转发支持的朋友大概很少会想到，这其实是一种道德绑架，而无助于文明的进步。反过来，近年因为鞭炮产业需求锐减，内地的鞭炮企业老板跑路的现象屡见不鲜，那是不是为了让这些企业的职工能拿到钱，过上年，我们就该多多购买鞭炮呢？
与其大打煽情牌，不如回想一下，为何我们的民族对鞭炮如此钟情。民俗研究告诉我们，最早是为了吓走“年”这种怪兽，这显然是因为先民并不了解自然，有所恐惧和希冀。然而，随着近世科技的昌明，我们对自然界的看法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怪力乱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只是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达，有些人改善生活的意愿特别强烈，不愿投入聪明才智去了解各种金融变化的机制，却把财富增长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几声炮响之中，还美其名曰：民俗传统。
这种所谓的民俗传统恰恰和最核心的民族价值观相违背，那就是勤劳致富。古时说，“国之大事，唯戎与祀”，这是前工业时代的老皇历了。残酷的战争，人人都想远离，这是天下的共识。但“祀”却披上了各种外衣，依然颇有市场。本质上，“戎”是人与人冲突的解决方案，而“祀”是人与自然冲突的解决方案。而今天我们显然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冲突，或者人与人的冲突，要靠人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而不能指望什么超自然的力量。
今年，因为家人重病，我无法南下“躲年”了。不过，我相信，在这一场反鞭炮运动中，上海的硝烟总会比往年淡薄些。新年伊始，许多人都会许愿立志，而对于我们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不也应该为推进文明而树立目标吗？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鞭炮只能找到一个去处：民俗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