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历过的很多事情，跟如今的孩子，那是怎么也解释不清楚的。比如我跟他们说，我小时候，要想在正月十五之外的日子随时吃上元宵，几乎等于痴心妄想。一众少男少女——我的3岁、15岁、19岁以及23岁的侄子、侄女、女儿们，眼睛瞪得溜圆：不会吧！您买不到现摇出来的，超市里买包速冻汤圆总可以的；再不济，您买包江米粉，回家和成面，弄点芝麻花生加上糖，自己包几个不就得了？要是您口味特别，弄点咸的、咸甜的、辣的、麻婆的，比如咸菜、叉烧肉、辣椒、胡椒粉搁里面，也随您的便啊……我跟他们说那个时候没有超市，不懂速冻，几乎找不到江米粉，芝麻花生鲜有储备……这对话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跟孩子们说不下去，跟同龄人说。我和我哥他们都记得当年的情景！据我小哥回忆，上个世纪（好遥远的样子吧？）80年代初，刚读初中的我大约是进入了所谓叛逆期，动不动提些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发脾气，爸爸妈妈经常很无奈，俩哥哥则抓住机会对我一通贬斥，而暗地里，他们都会去尽力帮我想辙。
那年大年初一，守岁之后睡足了觉已近中午，刚洗漱完就听见爸爸招呼吃饺子，除夕的团圆饭吃得太多，这时候好像还堵在胃里，怎么又要吃饭？我走到餐桌前看了一眼，没好气地说：吃饺子？真俗气！只是因为不想吃，却要弄出个不可一世的理由。妈妈明显带着玩笑的口气接我的话：的确俗气啊，不过，初一吃饺子，是风俗。是风俗就得吃？我偏不！我要吃元宵。离元宵节（即正月十五）还有十几天呢，怎么可能有元宵吃……这就是搞僵的节奏了，爸妈说没卖的，俩哥在一边奚落我想法奇特，我则铁嘴钢牙不松口，咬定吃不到元宵不罢休。一直熬过爸妈和哥哥们出门给亲朋拜年回到家吃过晚饭，我水米没打一下牙还坚持着要吃元宵呢。灯亮起，窗外年初一狂欢的鞭炮声（那会儿没有禁放令）已经稀疏，家人轮番凑到我面前“勾”我的涎水，其实肚子已经叫唤半天，可我依旧摆出视死如归的姿态，一次次忍着饿拒绝。咱话都说出去了，妥协吗？那不是咱的个性！
听见爸妈和俩哥在我房门外嘀咕着什么，猜他们在商量对付我的招数，我抱定了以不变应万变。过了一会儿，俩哥进来一边一个把我从椅子上架起来，说是陪我去买元宵！哈哈，这个我喜欢！赌了几个小时的气瞬间跑去了爪哇国，我们以最快速度穿好棉袄戴好棉帽子棉手套，骑上车冲出大院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年初一的夜晚，比现在狭窄几倍的街上，只偶尔有公共汽车开过，行人也寥寥无几，我们仨几乎可以在马路正中并排骑行。其实我是完全不用一点力的，俩哥一边一个，一人一只手推着我的背，我有在飞的感觉。
在有店面的区域，哥哥们马上放慢速度，仔细搜索。一路下来，从南礼士路到儿童医院，再到月坛、阜成门外、阜成门内，然后是白塔寺、西四、平安里、地安门，后来又绕到鼓楼大街、亮果厂、积水潭……凡是有点灯光的地方，俩哥哥似乎比我更盼着它是个副食店或者小吃店，几次停下来，跑到跟前去看，可是，哪有可能是！早在除夕就都放假歇业了，更何况已经到了晚上。
寒冷的冬夜，我们仨却骑车骑得热出了汗，我的拧巴劲也早随着汗热烟消云散。大哥告诉我，下午出门前爸妈就叮嘱他们，假如（真的是假如，那个时候，还是凭票凭本限量供应的年代啊）万一真能有地方在初一就卖元宵，一定想着买几个回家。为此俩哥哥已经把我家附近的副食店转了一遍；妈妈每到一个亲朋家，都怯生生问人家有元宵吗；爸爸甚至一出门就去了部队的炊事班，问炊事班长有没有元宵。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一致认为，得让我这个“倔妞”出门散散心，并且确实需要我在现实面前自己低下头才好——俗话说，倔驴子也要有坡才能下高台阶啊。
这件事到了今天，早已成为家庭聚会时被拿出来说笑的素材，虽然在孩子们脸上看到，他们对大年初一想吃元宵却不能的困惑依然，但那些充满了亲情之爱的温暖，他们是深深感受到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