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吐槽的春晚,迎合了年俗的另一面

来源:新华网
2015-02-24 00:00:00

  “春节图个乐”是一种政治正确,但有人较真,这还是一种进步。

被吐槽的春晚,迎合了年俗的另一面

  羊年春晚中几个语言类节目被一些女权主义者斥之为“满满的歧视”。冯巩的《小棉袄》、贾玲的《喜乐街》、沈腾和马丽的《投其所好》,还有潘长江和蔡明的《车站奇遇》,“都存在对剩女、女汉子、女干部、南方人、矮人、胖人的丑化、贬低和污蔑”。有网友发起了万人抵制春晚运动,并征集了大量网友签名支持。

  领衔抵制运动的女声网主编吕频抛出了一个观点:“春晚有毒。”她认为,这已经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春晚已经成为了歧视的重灾区。这在网络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极,有人深以为然,但更多人在看小品时还是笑得前俯后仰,压根没发现歧视的存在。最后,很多人总结,春节就是图个乐,没必要这样认真。

  “春节图个乐”是一种政治正确,但有人较真,这还是一种进步。至少,被调侃了十几年的弱势群体,终于发出声来。认真有认真的理由。有人喜欢被调侃,但也有人不满被调侃。当然,春晚不喜欢可以不看,但这些话题,还是有人想说清楚。

  并不想指责春晚导演哈文,办一台政治稳妥、群众满意的晚会难度有多大,我们都知道。我的困惑是,为什么历年来很多小品类节目,都拿弱势群体开涮呢?农民、老太太、南方人、矮子、娘娘腔、“小男人”、民工,为春晚奉献了多少“经典”。进一步判断,恐怕现实中也是如此,被吐槽的春晚,只是迎合了年俗的粗鄙一面。

  过年的积极意义,已经有多方描述,比如重启家族血统的神圣,对祖先的追思和崇拜。叶匡政先生说,中国是农耕古国,人们生活得好坏完全依靠天地雨水和时序的变化。在自然神的引领关照,年是一年时序变化之开始,所以在这个时节祭祀天地诸神、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保佑五谷丰登,成为了过年的主要意义。在民间层面,过年的各个节日都被赋予各种意义,比如拜雨神、拜神农、拜石头、拜先祖等,根据地域的不同而进一步详细划分。

  在商业社会,传统农耕社会关系已经瓦解,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但是,每一年里这种社会关系有一次短暂回归,就是春节期间。在这15-30天之内,中国人都要以血缘、家族为单位,回归到原来的宗族法统之中,找回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对于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人而言,对于远离家乡、出生在城市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当代寻根之旅,也是一次价值重新定位。过年在这个层面上说,就是与现代社会的诀别,回归到前现代的乡土中国。

  短暂的邂逅,那种温情、怀旧、归宿感、亲切感,固然是难以取代的。但与此同时,当现代中国遭遇传统中国,必然带来价值观的冲突。传统中国有很多理念,比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在,不远游”等等,就与现代中国的个人自由选择相违背。逼婚、逼生等行为,就会变得普遍。除此以外,乡土文化还有很多粗鄙的部分,在年俗中会被放大,变得非常扎眼。

  传统宗族社会的特征就是家长制、父权制,家族中最年长者或子女最多者,将成为主掌裁决权、话语权的一家之主。所有的祭祖行为、年俗仪式,实际上就是奠定一家之主的权威与地位的宗教仪式。长辈对晚辈的教训、差使就会乘着年俗而来,亲戚在送来人情礼数的背后,也会藏着恶意。有人将乡土中国比较为一个名利场,严重的拜金主义、攀比,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狼文化”;也有人认为故乡是陈腐愚昧、不合时宜、充满压迫的。其中,逼婚、催生,只是令人不适的冰山一角,而重男轻女、小农意识、贪婪和狡诈,却隐藏在欢天喜地的春节叙事中。

  春节前,有媒体热炒年轻人过年“没脸回家”的话题,这不是矫情。当时统计,有超过45%的外来务工青年成为了“恐归族”,有人怕问工资,有人怕被逼婚,有人怕被领去走亲戚,有人怕自己成为了家人与别家人攀比的对象。有不少论者乘机向青年说教,但他们都忽略了农村民俗的功利性,以及对权力与金钱的狂热崇拜,而混得差的年轻人将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对于弱势人群、失意人群的嘲弄,更是非常锋利。近日被频频吐槽的变了味的同学会,已然成为同龄人的暗战场,实际上也是过年文化的一种继续。

  进一步说,如果是遭遇失业、离婚等挫折的年轻人呢?如果是同性恋者、传染病患者、残疾人的家庭呢?如果是孤寡老人呢?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除非自我蒙蔽,他们不会感到开心,一家人都没有面子,抬不起头。

  即使是甘于被嘲弄,也要受到亲人的胁迫。一方面,这是一个讲求传统男权、父权、夫权的社会,等级制为胁迫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传统社会远远谈不上宽容与理解,它是不友好的,缺少沟通机制的。它只有单一的价值观,“直男癌”。在这个体系中,掌握话语权的人(比如长辈)都有自己一套剧本,这套剧本是按照他的逻辑和以前的经历来编写的,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一旦有剧中人不按自己的剧本出牌时,那一定是这个剧中人出了问题。”

  在这个架构中处于弱势的未婚大龄女性,自然是被嘲弄的对象,在春晚节目《喜乐街》就是这样的缩影。她们遭遇来自直系亲属的逼婚压力。这其实是对其不婚选择的否定,干涉其自由,非要按照“女大当嫁”的剧本演绎。越是感到“没面子”,越是胁迫得厉害。有的逼婚甚至动辄上升到要用感情要挟,比如“不结婚你就不是我女儿”等等。这种心态直接影响了双方的理性对话,也影响了家族中的民主氛围。在强大的乡土价值观的支配下,在“别人家的娃”怎样怎样的情况下,在七大姑八大姨的评点下,父母失去了对女儿的宽容和理解。

  还有一种情况,是对子女对象的条件不满,进而横加干涉。这也是传统社会婚恋观的一种表现,婚姻很大程度上被物化,成为家族间的交易。家长制不容挑战的权威,与子女对爱情的执着,就这样激烈地碰撞到一起。这种反体制的爱情故事,自古以来都有不少,今天仍有存在。

  为什么春晚遭到反对?这背后有一个粗鄙的乡土中国。专栏作家侯虹斌在评点春晚的粗俗时写道,“春晚这样一个世界,如同我们现实世界的回声。”所以,说“春晚有毒”,有点不恰当,我觉得是“年俗有毒”,“乡土中国有毒”。

  所以,除了春节话语的政治正确之外,我们确实要较这个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变得更为宽容和友善,发展的可能性也在增多。少数派成为了这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多元价值逐渐被肯定。在春节、春晚以及年俗的喜庆伪装下,依然抖出了社会中潜藏着的不少泥垢。

  当然,春节以后还要过,春晚以后还要看。批评不是为了全盘否定,而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年俗背后的中国,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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