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冲刺的五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五年。各级政府、各个职能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编制“十三五”规划。由于时间紧、要求高、涉及面广，各级政府、各部门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注重管理进步应是规划的要旨之一。
规划都是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讨论如何发展生产力，首先要将生产与生产力，生产要素和生产力要素这两组容易混淆的四个概念进行简要说明。简单地说，生产是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而生产力指的是完成生产过程的力量系统。生产要素一说起源于萨伊，发展于穆勒、马歇尔，西方经济学家大都认同生产要素三元论，即“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生产力要素，学者说法较多，有二元素论、三元素论、多元素论。实际上是两种思路，一种是从生产力构成角度去划分，而另一种是从生产力的影响因素角度来划分的。两种思路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后者应称为生产力因素为宜。国外学者论述生产力要素的极少。如何发展生产力，就是要研究生产力的各个影响因素及其协同效应。1983年，熊映梧提出生产力要素“多元层次说”：“在生产力这个复杂系统中，劳动者、工具、劳动对象为第一层次；运输、能源、附属设施为第二层次；教育、科学、管理为第三层次，它们不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但可以改善第一、第二层次诸要素的性能；还有一个使各个层次、各个因素形成一个整体所不可缺少的要素是信息。”2002年，兰徐民在《论管理是第二生产力》中强调“科学技术和管理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因素”，并建议“生产力=(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因为科学技术与管理均具有乘法效应，它们共同放大了生产力各要素的作用”。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他提出要把特区作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总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包括科学、技术与管理三个重要方面，或者说包括专业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技术这两个基本方面。
现阶段，中国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视科技创新的同时，发展生产力有必要且必须重视管理进步。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生产力的各个影响因素必须有合理的配比，才能达到最大的生产边界。如果科技发展迅猛，而管理明显滞后时，管理进步对发展生产力的边际效会显著提高。德国人戴姆勒和本茨发明了汽油汽车，但真正使汽车制造技术有了长足进步的却是美国人亨利·福特。福特对德国人的发明未作技术上的根本性改进，他只是首创了一种“福特制”的管理方法。福特制并非技术发明，而是管理进步。日本在战后至1978年的70种主要技术新产品中只有1种是日本自己的发明。但日本创立了用户与工程技术人员直接沟通、融为一体的新型的开放性管理方法。在美国的硅谷中，“青春过渡期”发生的夭折，就是由于管理水平没能跟上，使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依托所造成的。这些成功、失败的案例进一步佐证了科技创新和管理进步对发展生产力的相互依托关系。
科技创新需要包含一套流程制度的管理手段来保证进步方向、过程和结果。在当代纷繁复杂的科技进步中，科技创新呈现出技术思想科学化、技术构成复合化和技术变革加速化等特征。技术思想科学化表现为现代技术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它不再由经验寻找途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套系统论、控制论及信息论等科学方法，它们指导、规范技术革命和发展。这些特点决定了企业科技创新需要包含一套流程制度的管理手段来保证创新方向、过程和结果。美国两个最有影响的“大科学”项目“曼哈顿工程计划”与“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是佐证。“曼哈顿工程计划”，即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奥本海默说：“使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威力的是科学的组织管理”；“阿波罗登月计划”委员会主席阿伯·西尔弗斯坦说：“我们没有使用一项别人没有的技术，我们的技术就是科学的组织管理。”科学的管理已经显现出超越其他学科的威力，其本生就是生产力。
科技创新离不开其他资源的投入配合。但人、财、物、信息等资源不可能自发的结合起来，只有管理者通过一定的管理方法进行一定的引导才能有效地组合起来，使各种要素发挥最大的协同效应。这是一个典型的管理问题。同时，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及其转化的程度，也必须依靠使用和推广等各个环节上相应的各类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实施，也需要管理给予保障，规避动力不足和运行过程的断裂引起的创新过程碎片化。
编制好“十三五”规划，必须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充分认识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风险挑战，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突出改革创新，着力在推动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破解深层次矛盾上奋发有为、取得更大进展，促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提质增效升级。从我国具体情况来看，目前不少企业的运行不尽如人意，诸如缺乏创新活力，缺少名牌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不高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管理理论、管理方法的支撑。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管理进步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十三五”规划不仅应强调管理进步的作用，更需要对如何实现管理进步给予明确的政策指向。不妨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帮助企业实现管理进步的一些具体举措；可以在发展商务服务业的规划中，突出发展管理咨询的意义，提出一些发展管理咨询业的具体举措等等。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