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２月２６日新媒体专电（记者杨金志）作为一名从事法治报道的记者，我和邹碧华已经相识十多年。这些年来，我们的交往中似乎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邹碧华给我留下的印象，始终是儒雅、干练、直率、乐观，学养丰富、从容不迫。
２００３年初，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培训法官的合作伙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代表团到上海市高院访问。我去采访这个代表团，上海市高院选派了一名“翻译”陪同。这名“翻译”，就是时任市高院研究室副主任的邹碧华，这也是我和他初次相识。为什么安排他做“翻译”？因为他也去美国喝过“洋墨水”——２０００年，邹碧华曾赴美国联邦司法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们一行人在上海衡山路边的一个咖啡馆里，边喝边聊。邹碧华戴着他那副标志性的黑框眼镜，精神、壮实，外语流利，跟“老外”谈笑风生。窗外阳光明媚，室内暖意洋洋。幸亏有他的帮忙，我的采访进行得很顺利。但这篇几百字的消息稿中，没有邹碧华的名字——他做了一次无名英雄。
不久以后，邹碧华先后担任上海市高院民一庭副庭长、民二庭庭长。我和他的见面，大多是在高院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我们记者提问，他从专业角度回答。在那样的新闻发布会后，我们一般会打个招呼、握握手。他还是戴着那副标志性的黑框眼镜。
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我采写了一篇题为《上海一欠薪单位被“先予执行”民工工钱一百万》的稿件，里面写道：“上海市高院民一庭法官邹碧华说，‘先予执行’主要适用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基础上，法院作出‘先予执行’的裁定，加快了维护当事人权益的过程”。这样的稿件还有不少，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法言法语”比较多。我只是忠实记录了一个法官的所思和所言。
２００６年，法律界的朋友告诉我，邹碧华当选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当选“杰青”前后，邹碧华的待人接物并没有什么变化。
２００８年年中，邹碧华调任上海市长宁区法院院长，那时他刚四十出头。此前，长宁法院是我的调研基地，我曾在那里连续蹲点半个月。在他担任院长期间，我也去过法院采访；如果他正好在院里，我也会去办公室打个招呼。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邹碧华回到上海市高院担任副院长。在这期间，他在处理一些重要事件时，态度鲜明，干脆果断，也很坦诚率真。我和同事去市高院采访，邹碧华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一人一瓶矿泉水，敞开心扉畅谈。担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的邹碧华，依旧戴着那副标志性的黑框眼镜。
这几年，人们都流行用微信，我和邹碧华也互相加为好友。他的微信名叫“庭前独角兽”，巧妙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职业理想。２０１４年，上海成为全国首批启动司法改革试点的地区，邹碧华在上海法院系统的改革试点工作中担当重任。９月５日，他在朋友圈转发了“新华社发布”客户端的一篇稿件《中国大陆首批法官、检察官助理在上海产生》，我给他点了个赞。
我和邹碧华，一个记者和一个法官，十多年的交往就是这样，平淡得仿佛一杯白开水。最令人惊愕的一件事情，居然就是他突然去世的噩耗。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０日下午，法律界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很快，手机朋友圈里的法律界人士开始刷屏，我和同事赶紧向上海市高院核实情况，发布了邹碧华去世的稿件。但是，这是我最不想写的一篇稿件。
法学界有种说法，说法官应该是“玻璃罩子里的人”“享受孤独的人”，邹碧华就是这样的人。身处玻璃罩子里，别人都可以把他看得很清楚，他也乐于把他对于法律、对于职业的理解告诉你。但是，他恐怕不会随随便便跟你一起吃顿饭，或者拍肩搭背做亲昵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