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刚调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田成平，在省委全会上确立了“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田成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能一条道走到黑”，要深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
田成平之后，张宝顺从省长升任省委书记。在其5年的任期中，山西矿难频发，张宝顺要求落实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三个发展”战略。成为首个明确提出“转型”概念的省委书记。
2010年，新到任的省委书记袁纯清经过密集调研，将“转型跨越、再造一个新山西”作为施政目标。4年里，袁纯清戮力推行“以煤为基，多元发展”，循环经济与装备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一批转型标杆项目先后上马。如今，由于煤炭行业盈利能力下降，许多转型项目已陷入停顿。
2014年9月临危受命的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同样视转型为重要使命。在“山西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上， 王儒林提出要着力推进廉洁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统筹发展。由于山西的“塌方式腐败”，王儒林将“廉洁发展”放到了“六大发展”的首位。
遗憾的是，山西历任省委书记、省长虽高度重视煤炭转型，力推非煤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一煤独大”的局面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改变。
“无论政府还是企业，煤炭行情好的时候都不愿转，有钱都想赚；行情不好了又无力转。每次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某煤企负责人何刚(化名)表示。
在潘云看来，山西迫切需要转型，当前国家提出了经济“新常态”，这正是山西转型的绝佳机会，应该是山西转型的机会期。
“煤改”遗祸
“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是依托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哪家保留，哪家关闭，谁整合谁，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腐败也就难以避免。”
“如果没有当年的资源整合，就不会有邢利斌、张新明等‘首富’的崛起，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华润并购与宋林的落马，甚至于不会引发山西、吕梁的官场‘地震’。”直到现在，何刚仍坚持这样的看法。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始于2009年的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与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在被各方看好的同时，至今仍充满争议。
广受好评的是，“煤改”率先让山西告别“小煤窑”，而进入“大矿时代”。山西矿井数量由2600座压减到1053座，办矿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然而，在煤炭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的背后，却潜伏了巨大危机。
何刚告诉记者：“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是依托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省里给各市、县下达指标，各级政府再层层上报整合方案，省里进行批复。哪家保留，哪家关闭，谁整合谁，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腐败也就难以避免。”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山西已落马的官员中，为数众多的人在煤炭资源整合中获利丰厚，其中时任各市、县党政“一把手”的居多。
1月26日，山西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了《关于深化煤炭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今后三年，山西将在资源配置、项目审批、权力约束等关键环节深化改革。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梁敬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此前旧的煤炭管理体制是权力设租寻租甚至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的重要源头，煤炭管理改革后，将有助于从经济层面上消除腐败土壤。
除了资源整合过程中隐秘的政商利益链条被逐步揭开，大量“假整合”、合同违约、投资商破产、恶性上访等情形也开始频现。
股份制是彼时“煤改”的主要形式，通过企业并购、协议转让、联合重组、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由大型煤炭生产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当年，山西大力扶持的整合主体是“5+2”，即同煤集团等5家省属大型煤炭生产企业与山西煤销集团、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2家煤炭贸易流通企业。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众多早期的煤矿投资人选择了与大集团合作，由大集团控股51%，民企参股不超过49%。
形势在2013年发生逆转。由于煤炭市场进入寒冬，被外界质疑为“国进民退”的“煤改”，问题日渐显现。
“整合步伐太快，大型国企的资金与人力都跟不上，有些吃不消。”何刚表示，“很多煤矿的矿井建设只能由持股49%的民企去投。民企没钱，要么把资源切块卖给其他投资人，要么去背高利贷。”
此前，有媒体报道，同煤集团控股的同煤安顺公司，由于投资全部源于持股49%的原安顺煤矿矿主，该矿主为了解决资金短缺，引进了福建投资者，将部分煤田交由福建人开采。后因储量缩水及煤价下行，大批福建投资人及其放贷者开始上访，同煤为此支付了3.8亿元的补偿款。
作为山西兼并矿井最多、获取资源量最大的企业，晋能集团(原山西煤销集团)去年1—9月共实现收入1465.45亿元，利润5.61亿元，利润率仅为0.38%。随着去年12月1日煤炭焦炭公路检查站、稽查点的撤销，晋能集团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上千亿的贷款，加上收购的资产质量差、缺乏专业人才，整合矿井已成了沉重的包袱。现在许多下属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晋能集团某中层干部抱怨道。
去年初至今，晋能、同煤等国有主体控股的“和顺运通煤业”等10座煤矿，先后数次投书有关部门。由于10座煤矿3年前已获批“井工开采变露天开采”，却至今难以换取采矿证，导致持股49%的闽、浙等地近百位投资者损失惨重。
由于上述10座煤矿的投资同样来自社会融资与高利贷，已引发多起放贷人跨省暴力讨债的事件，个别投资人被迫跑路。一位投资者向记者无奈表示，“正常诉求如果还得不到解决，我们将起诉山西省有关部门进行索赔。”
曾代理多起矿权纠纷的任姓律师直言，近年来，山西各级法院受理的关于煤炭资源整合方面的案件激增。由于煤炭市场低迷，今后这样的案件将会更多。
“现在资源已对资本失去吸附作用，加上投资环境并不理想，计划离开山西的闽、浙投资商开始增多。”福建山西商会一副会长表示。
干部状态显低迷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省煤炭厅厅长、运城市委书记、大同市委书记，许多县市的党政一把手，至今空缺。“长期不配置干部必然会影响到各地的工作，但如果新任命的官员再出现问题，谁来负这个责任！？”
大运高速，一条纵贯山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北起大同，穿越朔州、忻州、太原、吕梁、晋中、临汾，而至运城。
2006年，时任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带领山西代表团前往香港招商引资，举办了规模宏大的“港洽会”。当时活动的主题即为“大运山西”。
然而，这条于幼军口中“走大运，行大运”的高速公路，在过去一年成为腐败“路线图”。连接大运高速的8个城市中，先后有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运城市委原书记王茂设、大同市委原书记丰立祥、忻州市委原书记董洪运5人被调查。王茂设此前曾在朔州担任市委书记。
2014年10月15日，大同市委原书记丰立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一个月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丰立祥涉嫌行贿、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了强制措施。
丰立祥落马后，大同市左云县委原书记徐尚红、大同市阳高县委原书记解先文、大同市广灵县原县长李立平、阳泉市城区区委原书记康晓剑于2014年11月28日同日被调查。康晓剑此前曾任丰立祥秘书。
相比丰立祥违纪违法的迅速查办，官方至今尚未公布关于王茂设的任何信息。但坊间传言，王落马后已交代出朔州为数众多的县处级官员。
“据说按王茂设交代的名单，有关部门已询问了将近60名县处级领导，都‘签字画押’了，只是还没有采取措施。”朔州市一位要求匿名的机关工作人员语气低落，“这些人还能有工作状态吗？都不知道这个年是如何过的！”
之前，一段高平市落马女市长杨晓波的忏悔视频在网络传播。画面中，杨声泪俱下：我也猜想，好多跟我一样的人，现在在外头虽然没“进来”，但他心里的那种折磨，我能想象得到……
这番话或许点到了山西某些人的痛处。
惶恐之外，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山西各地不同程度出现了“不拿好处、也不办事”的消极怠政或不作为情形；各级干部的心态在悄然转变，从过去争抢“进步”，到现在有些人萌生退意。
许多私企老板也感受到了风气之变。“去年不仅没有送礼，还收到退回来的许多红包、礼物。有的都是好多年前送出去的，收礼的人已退休了。”某私企负责人坦言。
这位负责人同时苦笑道，“从我们企业来说，还不如过去。原来送了礼、给了红包就能慢事快办，现在是礼送不出，也没人给办事。”
从去年6月19日王茂设被带走，山西省委至今没有任命新的运城市委书记；大同市也有4个多月没有市委书记；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煤炭厅同样没有迎来新任厅长；在许多县市，缺书记或县长已成常态。
山西某官方人士表示：“长期不配置干部必然会影响到各地的工作，但如果新任命的官员再出现问题，谁来负这个责任！？”
2014年12月7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上指出，要认真开展“三个一批”工作：坚决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乱作为的干部，调整退出一批不胜任、不作为的干部，掌握使用一批敢担当、善作为的好干部。
赵宏认为，官场“塌方”、经济垫底不可怕，可怕的是山西当前的干部状态低迷，陷入了“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山西已经丧失了天时、地利，如果再失去‘人和’，‘富民强省’就真成了一句口号！”赵宏并不讳言。
（原标题：山西多县市党政一把手至今空缺 多数落马官员“倒在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