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师哲回忆录》
作者：师哲口述、李海文著
出版：九州出版社
1940年5、6月间，中央政治局决定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
弼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组织工作能力。1940年10月、11月，我随弼时、张闻天等搬到杨家岭，和毛主席住在一起，就是为了便于弼时直接协助主席更好地完成中央领导工作。弼时任秘书长，实际上是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当时张闻天任书记，但他的兴趣在理论研究方面，对日常的组织、行政事务工作是大而化之，不放在心上的。我不止一次地听毛主席讲，凡对事情抓而不紧，就等于不抓。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弼时对张闻天十分尊敬，有事都找张商量，弼时当了秘书长后更是这样，两人相处很好。1942年初，张闻天主动要求到基层调查。从此，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全部由弼时负责。
弼时整顿和健全了中央机构和工作制度。虽然中央搬到延安已三四年，但当时各机关时时警惕，保持着某种游击做法。中央机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西北局均在蓝家坪，但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各管一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互不统一。
我们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物品都放在我那儿。恩来开单子，让我给谁送去，我就照办。我初到延安时很不习惯，觉得中央怎么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需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况时有发生。总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规，游击作风很浓。仅举一例：我们刚搬到杨家岭时，军委一名姓李的秘书派警卫员送来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弼时同志，听说英文打字机在你那儿，请速送来。”这种情况在苏联是决不可想象的。我一看条子就火了：“此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弼时却说：“不理他，过几天他自己会来拿的。”
那时供给制度也不健全，谁抓住什么就拿什么、吃什么。当时流行一句话：“干不干，一斤半（指小米）。”
弼时任秘书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中央办公厅，弼时兼主任，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任中办副主任。由于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各部门的行政关系很快明确了，工作正规化；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拖拉疲沓现象；改变了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无人负责、本位主义、游击习气等作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中办系统走上正规化后，弼时又抓中央所属各部委。到1942、1943年，将各部委领导都集中到杨家岭一带办公，各单位的工作也很快正规化了。
由于日夜操劳，弼时的健康每况愈下。1945年苏联医生米大夫给中央的主要干部检查身体时，发现弼时患有高血压、脑血管硬化。医生专门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认为弼时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他留在陕北，带病坚持工作。
1947年在山西三交时，贺龙对我说：毛主席讲有的人是向外发展，有的人是向内发展。贺龙举了两个例子，说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不断地充实、发展、提高自己。（六）
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