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松年
立法法15年之后的大修有何特点？税收法定了，收费能不能法定？设区的市获得立法授权后，地方会不会滥用立法权？曾参与立法法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为您全方位解惑。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曹晓阳、谢绮珊
人物介绍：
应松年，著名法学家。参与立法法起草工作，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曾任中国法治研究所所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等职务。
广州日报：本次的立法法迎来了15年的首修，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亮点，就是明确税收法定的原则，对此，你怎么看？
应松年：立法法制定的时候跟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法制环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应该说我们的认识水平也有了提高，所以现在修改立法法很有必要。所谓税收法定原则，是指由立法者决定全部税收问题的税法基本原则，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前提，国家则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换句话说，必须要有专门的法律来管理税种的开征、停征，而不能像现在这样说征就征。
征税立法，本来是最高立法机关的专属立法权。但很长一段时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基于历史原因长期授权国务院来制定相关立法。草案明确“税收法定”原则，意味着立法法如果审议通过，国家的开征税种就必须通过立法机关和明确的法律规定来征收。
授权立法在世界各国很普遍，但是当时因为客观条件的制约，没有规定多少年收回授权，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授权时要说明范围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一段时间后要总结一下，看授权是否有必要继续下去，还是收回到立法机关进行立法。
现在通过税收法定原则，解决了税收的法律依据问题，接下来我认为应该制定一个收费法，实行收费法定。行政事业性收费饱受诟病，各种附加费多如牛毛。我觉得收费法定应该是以后立法法修改应该考虑的内容。
广州日报：本次立法法的一个重要修改是对地方立法权限进行了修改，赋予282个设区的市立法权，这次地方立法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到底是什么？
应松年：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地方要求立法权的愿望比较迫切，各地对地方立法权的争取由来已久。按照最初的规定，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可分为3类：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较大的市之后国务院又批准了一些，接着就没有了声音。而一些城市非常着急，希望能够获得立法授权。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带动者，面对一些问题，亟须地方立法来规范引领。如涉及到社会秩序和地区管理的管理等。因此从这点来看，本次修改赋予282个设区的市立法权是社会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
此外，环境保护问题也是此次一次性赋予这么多市立法权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对环境保护，中央的积极性很高，无论从立法上还是从依法执政上都热情很高。但是地方积极性不高，因为地方考虑更多的是经济发展。通过赋予地方立法权，调动地方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加重地方的环保责任，这也是立法权扩容的一个重要原因。
收费法定也应提上立法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