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影响力图书”书评征集选编]《雪隐鹭鸶》比较思维下的文本细读

　　

　　所评图书:《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作 者：陈文斌

　　

　　《金瓶梅》建构的文本世界潜藏着无限的可能，格非的《雪隐鹭鸶》在文本内细读，在文本与文本之间比较，同时又将文本与历史现实相观照。这样的解读方式不仅体现在整本书的体例安排上，更是融入到文字内容本身。卷一经济与法律不是单纯地讨论《金瓶梅》产生的政治背景，卷二思想与道德也不是简单地去解析《金瓶梅》形成的文化土壤。经济、法律、思想与道德的实证性考察全部与《金瓶梅》的文本细节联系，将学术考证与内容解读有机结合，文本细读的魅力最终集中爆发在卷三修辞神话。可以说，三卷都非孤立，作者比较性的思维始终统照着全书，在不同的偏重下时刻击打出揭开迷雾的闪光。

　　

　　一．文本与历史现实的对照

　　

　　实证性的考据论证总是容易陷入繁重的材料删选和证伪工作，《雪隐鹭鸶》在自如的文字下，将这种繁重化为逻辑连贯的脉络。卷一的每一小节都是一个突破口，围绕着一个小点展开，释放《金瓶梅》在这个点中潜藏的意蕴。

　　

　　考证清河和临清这两个地名，卷进了宋明两代史料的记载，确定清河的虚构性，解析作者的叙事目的和需要。这类从小说文本发掘可考据对象，再由考据解读文本的做法融入了卷一的整体叙事风格中。《金瓶梅》屡次写到临清钞关，《雪隐鹭鸶》爬梳了钞关由来并确证“小说实际上写的是明代”；一个“淮上客人”的分析解读了淮安在当时的地理位置重要性；由小说第四十八回西门庆送礼触及明代盐法问题；由蒋竹山的借据详悉了明代借贷之法，从而体悟到借票中“月利百分之三”这一细节的关键作用。诸如此类的从文本到考证，再由考证到文本的做法，解开了文字底下潜藏的历史现实，从而将小说文本的虚构性与历史文献的实证性相对照，昭示了《金瓶梅》是“第一部描述明代后期单纯经济和商业社会的作品，也是唯一的一部。”

　　

　　小说文本的解读立足于历史材料，而《金瓶梅》的价值并非仅仅是为了纪实历史。文学的魅力在于凸显了现实表面下的历史规律，这也正是经典文学作品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雪隐鹭鸶》不仅关注了小说文本与过往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将《金瓶梅》所披露的问题与当下现实相对照，从而用现实关怀的视野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在《金瓶梅》所刻画的商业化浪潮中，西门庆官商合一执掌刑律。作者评论：“生活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读者，也许不难想见当年吏治的腐败以及权钱交易之风的盛行。”面对中国十六世纪商人依托的“法律松弛、贪贿风行、人情往来盘根错节的社会形态”，发出：“即便时至今日，这种社会生态仍然远未结束”的感叹。历史的齿轮并非单纯地一往直前，历史的包袱总肩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中，现实坏境的变化与人心的复杂永远交织在一起。小说内容，过往历史，当下现实，在《雪隐鹭鸶》中同样被裹挟在一起，使读者不断在三者中反思。

　　

　　二．文本与文本的比较

　　

　　对于《金瓶梅》的解读，历史现实的对照彰显了虚构与真实相结合的力度。同时，《雪隐鹭鸶》在不同文本之间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思维，从而融通了中西与古今。《金瓶梅》的人物塑造、叙事策略和思想价值在与“他者”的比较展现了多维的视角，《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分析围绕着佛道框架进行结构比较，通过各自的叙事线索归结了各自结局的可能性。涉及到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时间脉络上不分先后，共同搭建了世情小说发展的简单线索。

　　

　　在中国文学内部，《雪隐鹭鸶》将《金瓶梅》与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也纳入考察视野。从李瓶儿的病急乱投医到鲁迅所写的《父亲的病》，围绕着中医这个点，显示了两者否定方位的不同。从《金瓶梅》的真妄之辨，点出张爱玲“虚无主义”的源头。这类在中国文学内部的比较分析，将《金瓶梅》的文学史地位放置在多维的考察路线上，不再仅仅是“世情小说”这一概念的认知。

　　

　　比较的对象如果仅仅放置在中国内部考察，文本与文本的比较也非简单的文本分析。揭示文本所阐发的思想成为卷二解读阳明心学的缘由，在虚实、真妄、善恶、佛道、色空等多个概念的融通中，《金瓶梅》被放置在晚明思想的大背景中，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叙事格局：从文本到其他文本，从文本到产生文本的思想，再从思想回到现实。卷一的思路同时映照在卷二中，格非始终将《金瓶梅》这一小说文本放置在能够激发其无穷可能的外在世界土壤上。

　　

　　中西文学的比较，将十六世纪这段时期横向拓展到世界，从晚明现实到世界局势，从晚明思想到西方文化，这种文本与文本的比较具有了跨越性的特征。《金瓶梅》中人物刻画的动物性与卡夫卡的“类动物”；《金瓶梅》的“非人格化”叙事与罗伯·格里耶笔下人物趋向于客观之“物”；从小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比较了《金瓶梅》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从伦理学角度，比较了中国明代色情小说与欧洲十八世纪的情色小说。此类中西融通的比较视野，在文本与文论中穿插，从而赋予了《金瓶梅》解读的多样可能，为其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建构了另一维度的他者对照。

　　

　　三．文本内的辐射

　　

　　外在可能的拓展打通了古今与中西，建立在历史实证和他者比较的基础上，格非在卷三集中笔墨进行了文本细读。这种细读方式从前两卷一直延续下来，在卷三释放最大能量，同时在人、物与事三个方面展开，三个方面在各节中以某一个为中心，其余为辅助，抽丝剥茧还原了《金瓶梅》作者的深层考虑。

　　

　　薛嫂、孙歪头、李瓶儿、两个太监、方巾客、水秀才等小节以小说中人物为源头，或解析人物关系，或诠释叙事策略，或深入人物心理，从而深化了小说中对于人物本身的理解，对于行为和思想有了更好的把握。邸报、半截门子、二十七盏本命灯、芍药花等小节以小说中某一物为突破口，触及了晚明的政治文化、情节发展的依托，人物命运的转折等，将物品作为某个意象或指示符号，剖析物品本身暗藏的玄机。回前诗的删改、撞了个满怀、改文书、苗青案、郑爱月为何不说话、蔡御史祭灵等小节着眼于事件，事件本身由人物参与，但事件本身的发展线索成为考察关键，将人物放置在特定情境下的细读，事件与事件之间不断交织，前后文进行呼应，《金瓶梅》的叙事特征伴随着人物的行动和事件的展开得到了充分体现。

　　

　　文本内的辐射虽然集中在《金瓶梅》这一小说文本中，但并不影响其在某些点上继续向外辐射。人、物和事的细读继续延续了观照和比较的叙事思维，文本与历史现实，文本与文本在卷三中不断闪现，文本内的辐射也在前两卷运用，这就使得整个解读文本至始至终都在进行跳跃式的关怀，由一点出发生发多种解读，不同解读基于不同方向又提供了多样解释。

　　

　　“雪隐鹭鸶非始见，柳藏鸳鸯语方知。”点出书名由来之后，格非紧接着谈及了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商业资本社会逻辑，又在阳明心学的点拨中生发议论。比较的对象从没限于一隅，声色与虚无的主题探讨是建构在古今和中西的宏阔视野中的，正如格非自己所言：“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不联系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金瓶梅》中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雪隐鹭鸶》进行的尝试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进行了有力探索，但《金瓶梅》本身的复杂性并没有因为一本书的分析而诠释殆尽，向深邃逼近的步伐又向前迈进，让读者不断期待着更多的可能性被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