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高健）如今，教育培训机构竞争激烈，业内有一句话“得生源者得天下”，生源怎么来？昨天，海淀法院审理了一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6名被告人均是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或教师，他们贩卖的是多个区县、多所学校共计200余万条学生家长的信息。从被告人的口供中可知，家长信息按“区县”打包，成批成批被贩卖，信息包括姓名、住址、手机号码和孩子学校等。
据检方指控称，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杨某在本市海淀区华鹰大厦等地，多次利用在培训学校、教育公司工作的便利条件，私自拷贝公民个人信息共计200余万条。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徐某在本市海淀区国防大学附近、华通大厦等地，多次从杨某处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共计200余万条。
信息流转并没有到此结束。2012年8月至9月间，被告人刘某在本市海淀区苏州街长远天地大厦内，从徐某处购买公民个人信息60余万条。2013年3月，被告人苑某在本市海淀区苏州街长远天地大厦内，从刘某处拷贝复制公民个人信息50余万条。去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牛某、刘某共谋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由刘某在本市海淀区北京体育大学附近，从徐某处购买公民个人信息5万余条。
检方认为，应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6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6名被告人对指控没有异议。“我只是个老师，教学十多年了，自认为是个本分人，从来没有做过逾规越矩的事情。办培训机构就是想自己创业，买这些家长信息，只是为了多招些学生。现在感到非常后悔。”戴着眼镜，显得很斯文的牛某说出了这样一席话。
和牛某一样，其他被告人也表示后悔，希望法院能从轻处罚。
虽然庭审时间很短，但是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里，已详细梳理出家教行业的“潜规则”。
据杨某说，他之所以有意识地拷走众多任职公司掌握的家长信息，就是因为知道“信息量大，有用”，所以辞职后，就想到卖这些信息赚钱。
徐某称，在2011年刚刚创办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正好收到杨某群发的短信，于是立刻致电杨某表示愿意购买。第一次，徐某以2000元的价格向杨某购买了海淀区7所小学学生家长的信息，共计3万余条，随后又多次以1万多元的价格，买到了杨某手中全部的家长信息。有了这些信息后，徐某立刻找到代发短信公司，按照5分钱一条的价格，向家长发出“公司介绍”“培训邀请”。徐某说，其招生共招了3年，平均每年赚10万元，其中因为向家长发短信的原因，每年能增加25%的招生量。同时，徐某继续贩卖着这些信息。
如果说徐某还是“碰巧”买到了家长信息。刘某则是深知家长信息的重要性，因此在创办培训企业前，就开始通过百度搜索海淀区学生家长的“信息源”。刘某在口供中称，其最开始只想要海淀高中学生的家长信息，但“卖方”说，文件包里包括海淀区小学、初中、高中的信息，总共1200元，如果分包卖，单价更高。和徐某一样，得到家长信息后，刘某立刻群发短信，内容大致为：一线名师，快速帮您分析问题，查漏补缺，效果显著，详情请咨询……
牛某等人也证实，向卖家提出购买特定学校学生家长信息后，对方都会按“区县”销售，有的卖家信息不全，如果不包括想要的学校，单买一家学校的信息比较贵，大约需要300元。
该案将择日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