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风窗（ID：SouthReviews）
记者：覃爱玲
最近几年，媒体上关于公务员辞职的报道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中央机关和地方官员纷纷进入企业工作，舆论分析中国已出现新的官员“下海潮”。
中国社会目前是否真的出现了官员“下海潮”？这些陆续辞职或者下海的官员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是反腐导致公务员的职业吸引力有所下降，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新一轮官员下海现象初现
9月6日下午，济宁市广播电视台发布信息称，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正式辞去市长职务，成为今年山东省辞职的第二位厅级官员。梅永红前往深圳，加入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6月3日，山东菏泽市人大常委会发公告称，接受张毓华辞去菏泽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6月14日，媒体报道张毓华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7月，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有媒体报道，陈凯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7月，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其后，他在微博上表示已加入乐视公司。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有报道称，他离职后赴海外留学。
插图/子祺
将时间段拉长，近两年来，官员辞职的信息更是不绝于耳。
2014年8月，深圳市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辞职曾引起不小的轰动。其时44岁的刘燕，曾创造了多个深圳官场上的记录：32岁任团市委副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38岁当选深圳团市委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也是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
2014年，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辞去公职，出任阿里网络银行行长。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经过了半年多的犹豫后，也辞去公职。
综合分析这些辞职下海的信息，可以发现，沿海开放地区的官员辞职较多，或者内地的一些官员辞职，选择的去处仍然是北上广等发达地区。去处以法律、金融或者经济管理等专业性较强的为多，尤其是法官辞职当律师，是其中最为明显的。
而辞职官员多是年纪在40岁上下的县处级或副厅级岗位的官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有的层级中，县处和副厅级再往上升难度加大，而这个年龄正好还“年轻”，可以出去闯一闯。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人们仍存在分歧，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还不能说出现了一股“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选择辞职的官员越来越多。
社会背景加个人选择的双重原因
自2013年以来，中共中央实行了严格的八项规定和一系列“节礼禁令”等措施，随着待遇相对“缩水”、纪律愈加严格、反腐威慑力度加大等，使得公务员的职业吸引力有所下降。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是最近两三年来出现众多官员辞职的主要原因。
但分析可见，虽然这一社会性的背景非常重要，但在价值选择已经相当多元化的社会里，官员辞职的原因其实也相当多元，既有一定的延续性，又有特定时间段的具体原因。
一些辞职直接与当下的党纪加强有关。比如最近媒体热议的陕西城固莲花街办杜家槽村村主任马某，为给独子办个风光的婚礼，不惜辞去村主任一职。
除了一时的社会背景，选择辞职下海的官员基本可以分为“现实利益型”和“理想驱动型”。
虽然住房、养老、医疗等福利较多，但与许多外人想像中不同，除了个别有机会拿到大量灰色收入以外，大多数公务员生活其实相当清苦，工作内容也很繁杂，上升空间有限。当下严整吏治的客观环境，官员隐性福利的减少以及权力滥用成本的增加，更是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的梅永红曾表示，他每天工作超10小时，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元一个月，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曾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而后当了律师的赵光华告诉媒体，辞职后，月收入近两万元，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而个人理想型的，更多追求的是工作环境更自由，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如果在机关做到退休，自己的一生能干些什么？这是不少理想主义型官员人到中年的“天问”，也是选择辞职的重要原因。
43岁的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徐光明就是其中一位。他认为自己从天性上并不适合从政，尽管升得比较快，行政工作也得心应手，但不适应官场应酬。他只想深入研究法律，做个专业的法律人，大学时就想做律师，“再不跳出来就没机会了”。他最终北漂之后当了“梦寐以求”的律师。
打破“官本位”，社会才有活力
官员辞职和“下海”之所以在中国会一再地引人注目，其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即是中国几千年儒家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成文武艺，市予帝王家”；而其现实背景则是，政府权力仍然掌控着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分配权。
自2003年第一届扩招大学生毕业以来持续近十年的“公务员报考热”，以致公务员招考已成为我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
对于不少普通家庭而言，如果孩子在党政机关工作，父母天然就觉得你“当官”了，将来一定是光宗耀祖，荫庇一方。
而梳理前几波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给了优秀人才另一个出路，这就形成了商界和政界竞争优秀人才的局面。相比于政界较为僵硬的体制，商界的竞争机制和巨大的财富诱惑，使得许多人才的能力得到发挥，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大价值。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需要创新型人才。在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风险较大的企业职位比稳定的政府职位收入大幅上升是正常现象。一般敢于辞职下海的官员，基本上还是能力较为突出，对自己也有自信的，因为要放弃一种旱涝保收，自己又有一定基础的工作，重新开始一种充满风险的市场经济的生活，自信和能力显然都很重要。
从现实来看，官员作为一种职业，在可见的将来，仍然会是所有社会职业中排在第一梯队的，对于“厌恶”各种风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做官更保险和更好的职业了。然而，如何使得政府职位仅仅成为一种正常职业，去除陈朽的“官本位”思想，从整个社会来看，官员下海逐渐常态化，“辞官”的不再被视为异类，而成为一种正常的个人选择，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官员下海背后可能存在的弊端，尤其是其中可能存在的权钱关联交易。比如，不少官员离职后，就任的是原来自己监管的领域，如城建系统的进入房企任职等。
根据现有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盈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然而，从现实中来看，这一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
总之，官员下海是好事，但政府在相关方面需要有更为规范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