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秀英在讲述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岑洪桂获赠《南京大屠杀辞典》 现代快报记者 顾炜 摄
12月12日，晴，南京万里无云。这座城市已经为国家公祭日做好了准备。对于南京人来说，12月13日是一个十足特殊的日子——它曾经是个伤疤，一不小心碰到，就会痛彻心扉，痛入骨髓。
从战争废墟上站起的人们，有资格挺起腰板，昂起头颅，以胜利者的名义告慰亡灵。
战争中，我们是胜利者，曾以简陋的武器击败穷凶极恶的敌人。
历史上，我们是胜利者，曾代表正义审判邪恶。
精神上，我们是胜利者，我们还活着，并会将这段历史传播给更多人。
现代快报记者 鹿伟 王颖菲 贾磊 见习记者 邓月
12月11日上午，伍秀英坐在家中的椅子上，眼神里满是沧桑。当电视中开始播放某抗日电视剧时，她突然有点坐卧不安。
胜利者的感觉
越发强烈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伍秀英 84岁
看到电视剧里的鬼子
就想起难民营的日子
虹苑新寓位于南京城西，靠近满是高楼大厦的河西和车水马龙的应天大街高架桥，却是一处极安静的老小区。
老小区里老人多，大家喜欢聚集在一起聊天，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伍秀英的大屠杀幸存者身份。她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老人那样，喜欢看电视剧，时不时操心下儿女的工作和生活，儿孙满堂。
只有在看到电视剧里的鬼子时，84岁的伍秀英才有点坐卧不安，不同于当今年轻人对“抗日神剧”的口诛笔伐，老人觉得这些电视剧都很真实。
“他们就是这样，穿着黄军装，挎着刀，看人时总是眯着眼，一言不合就抽出刀来。”伍秀英说。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时，伍秀英只依稀记得一些情况。“先是听见大炮声，又有人说日本人进城了，我父母带着我跑到了五台山的难民营。”
日军进城的消息传到太平北路附近时，伍秀英的父亲，一位有着一间店面的木匠决定带着家人逃跑，他收拾了为数不多的财产，带着妻子和女儿伍秀英，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逃出门。
他有些懊恼，因为他联系不到出门在外的大儿子——实际上，在日军进攻上海时，他的大儿子就参军去了上海。此后音信全无。
街上的人很多，哭喊声、怒骂声让涌动的人潮更加拥挤了，许多人聚集到了位于五台山附近的一处难民营，伍秀英一家就在其中，“经常有日本兵到难民区来骚扰，他们在里面不敢杀人，却经常举刀吓唬人。难民营里吃的不多，我们需要带着钱出去买食物，我父亲有一次出去，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原来，他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了。”
“难民营里也有一帮人教小孩读书，他们推着小黑板，我就是跟他们学的认字。”这些跟恐惧有关的记忆，伴随了伍秀英一年多，1939年左右，南京稳定些了，他们一家人才从难民营出来，摆脱了难民身份。
那一天，大街上有人欢呼“胜利了”
“我们出来时，家已经没了，被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伍秀英回忆说，当时，南京城里人少得可怜，许多高宅大院大门敞着，里面空空荡荡，她父亲带着一家人住进了其中一个院子，但很快，就被日本军人赶了出来，“后来，那个院子成了日军的妓院。” 回到太平北路附近，伍秀英的父亲又搭起了一个小小的铺面，前面帮人箍桶，后面住人。年幼的伍秀英需要照顾更加幼小的妹妹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
“当时的太平北路上，日本人特别多，不是日本兵，是开洋行的日本人。”伍秀英说，这些日本侨民穿着宽大的和服，走起路来趾高气扬。许多像伍秀英父亲一样的中国人也居住在这条街上，走路时往往低着头，从事的也大多数是拉洋车、卖早餐之类的工作。
伍秀英见识了日本兵的跋扈，“有个日本兵穿着黄军装，坐完黄包车后，不打算给钱，拉车的想理论几句，他马上把刀抽出来，举过了头顶。”
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大街上有人欢呼“胜利了”。
她看到昔日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开始撤离，“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背着大包小包，从太平北路往北走，一个个都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伍秀英说，与之相对的，是衣衫褴褛的中国人，他们依然面带菜色，工作卑微，却昂起了头，有些人甚至大着胆子，朝日本人大声怒骂。
伍秀英成了胜利者之一，这种感觉，近年来越发强烈。
“这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这段历史了。”伍秀英说，前几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时任馆长朱成山找到了她，采集了她的证言，给她带来了身份证明，她可以凭借这个证明领取补助，报销医药费。去年国家公祭日时，政府曾经邀请伍秀英到现场观看，她因为腿脚不太方便没去，“但后来在电视上看了，特别自豪。”伍秀英说。今年她仍然去不了现场，但她会看着电视里的公祭仪式，一起告慰亡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晃7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已成了耄耋老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岑洪桂就是其中一位，老人今年91岁。在他的脑海中，70年前那个夏天的记忆却异常清晰。
特别想把胜利的消息
告诉遇难的弟弟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岑洪桂 91岁
得知抗战胜利消息，大家都拍手叫好
听到胜利消息的那一刻，岑洪桂老人想到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遇难的弟弟，“特别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让他安息”。“当时我在南京打工，是我的一个军人老乡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一提起当年的场景，今年91岁的岑洪桂老人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大家都拍手叫好，非常兴奋。”
对于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痛苦经历，岑洪桂老人仍记忆犹新：1930年，岑洪桂的父亲岑秀楼、母亲岑皋氏带着他和二妹岑洪兰、二弟岑洪振和三弟，从苏北老家邳县逃荒来到南京，住在南京汉中门外北化厂街城墙边，靠做苦力为生。
“1937年12月，日军火烧汉中门外城墙根的稻草房，父母带着我和二妹、二弟逃出火海。当时，未满两岁的三弟岑小三在屋内睡觉，因日军阻止父母返回屋内，三弟被活活烧死……”说到这里，岑洪桂老人沉默不语，眼含泪花。
他当年则被日军士兵推入火海，腿被烧伤。岑洪桂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激动地撩起裤腿，告诉记者现在腿上还有烧伤的疤痕。
“当年的经历想起来就非常痛苦，我们胜利的那一刻应该被记住。”岑洪桂老人感慨地说，没有当年的胜利，就不会有现在的和平以及幸福的生活。
今年再次参加国家公祭仪式
“国家举行公祭仪式，我们盼了好多年，这是对死难亲人、同胞最好的慰藉。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并记住这段历史。”2013年12月，岑洪桂老人曾前往日本熊本、长崎、福冈等地，参加在当地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会，以其亲身经历讲述了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到历史的真相，有力回击了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
如今，老人家里四世同堂，他时常会给儿孙们讲起当年的经历，“告诉他们不能忘本呀，要让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只要儿孙们有时间，他还会带着他们去参加江东门纪念馆举行的家庭祭告活动。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岑洪桂老人去年参加了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成为了公祭仪式上的主角之一。今天，他还将参加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