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难民危机是欧债危机以来西方遭遇的又一次严重挑战。欧洲难民危机揭示了西式民主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除了西式民主并无他路”的思维逻辑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欧洲难民危机的重要根源：民主输出和“颜色革命”
以2010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为起点，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相继发生以推翻本国政权为目的的“民主运动”，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西方借机以“民主化”和“反独裁”的名义积极介入，甚至不惜军事干预。几年过去了，所谓“阿拉伯之春”并未给西亚北非地区带来真正的民主，反而使该地区在混乱无序的泥淖中沉沦——教派部族冲突升级，国家陷入权力真空，“伊斯兰国”趁乱兴起，一些国家长期战乱，难民危机随之爆发。
欧洲难民潮来势汹涌，规模为二战后所罕见，西亚北非成为难民重灾区。以叙利亚和利比亚为例。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西方借机进行“政权更替”和“民主改造”，支持叙国内所谓“民主派”颠覆政权，使国家陷入内战泥潭，民众被迫“四海为家”。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后，曾配合西方堵截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卡扎菲政权被推翻，西方扶持的政府难以支撑局面，利比亚陷入无政府状态，不仅无法堵截他国难民借道偷渡欧洲，自身也沦为难民的主要来源国。
应当说，这场难民危机发端于美国挑起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伴随2010年以来的西亚北非政局动荡达到高潮。美国是罪魁祸首，欧洲则是助纣为虐。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难民潮是美欧外交政策“必然结果”，“这种政策就是强加自己的标准，不顾当地的历史、宗教、文化特征和国情”。在这场“激情革命”过后，这些国家连虚假的民主也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现在看来，西亚北非政局动荡带来的不是民主的曙光，而是社会失控、国破家亡的梦魇；这场“革命”中遭殃的是百姓，埋单的是整个国际社会。欧洲难民危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它显示了西式民主化扩张的失败，揭示了西方精心布设的民主话语陷阱的欺骗性，同时也表明了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时代的重要意义。
欧洲难民危机戳穿了西方民主话语的陷阱
西式民主是西方特殊历史和文化情境下的产物，是民主价值的西方实现形式。然而，西方全然不顾西式民主产生的历史文化条件和他国的具体国情，将其包装成普世价值，强行向他国推销，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欧洲难民危机使西方民主话语的陷阱宣告破产。
一是“民主速成论”的破产。这一论调认为，西式民主好比速溶咖啡，可以随时随地冲泡品尝，“国情”不应成为他国拒斥西式民主的理由。西方试图以“民主换血”的方式，促使西亚北非所谓“独裁”政体“一步到位”过渡到西方式民主国家。然而事与愿违，变革后的西亚北非国家并未迎来民主的春天。比如，埃及爆发“颜色革命”后，国内局势始终动荡不安，最终爆发“二次革命”，宪政民主之路重新回到原点。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速成的“民主”根本不是香醇的咖啡，而是难以下咽的苦酒。其实，西方自身的民主发展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几百年风雨，方才形成一整套适应西方社会实际的民主制度。事实告诉我们，速成的民主无异于揠苗助长，一夜间搭建的“民主大厦”只能是一座危楼。
二是“选举至上论”的破产。这一论调认为，民主就是选举，选举才是民主，“普选”是衡量一国能否迈入西式民主“俱乐部”的唯一门槛。西方学者熊彼特认为，民主就是公民选举政治家的过程。在这些西方学者眼中，民主被修正为“人民的选举权”，民主止于选举。这实际上将民主的概念简单化、庸俗化了。其实，民主的内涵十分丰富，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民主自治都是其实现形式。即使是选举民主本身，不同国家也根据自身国情发展出了不同的形式。伊拉克、埃及、利比亚等国移植西式选举民主，本以为可以迎来发展的春天，却引发政局混乱、民生凋敝、恐怖主义猖獗，“一选就灵”沦为彻头彻尾的笑柄。
三是“民主富强论”的破产。这一论调认为，富强拜西式民主所赐，没有西式民主就没有国家富强，西式民主俨然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其实，民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决定于经济基础并最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越发展，民主越发展。西方学者也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政治民主创造基础”。移植了西式民主真会富强吗？这方面的反面案例不胜枚举。比如，乌克兰在苏联解体时已经站在了发达国家的门槛前，然而，引进西式民主20多年来，经济一落千丈，至今仍未恢复到解体前的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中国的一半左右。可见，没有社会的稳定，何来国家的富强！
四是“民主和平论”的破产。这一论调认为，西式民主就是免战牌，奉行西式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可以和平相处。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首次提出“民主和平论”的观点。他写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同另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打仗。”基于这一逻辑，世界要“安宁”，惟有“西方化”。因此，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就成为西方的“正义”事业。事实又如何呢？很多国家照搬西式民主之后，往往陷于政治内耗，西方国家便于操控，自然不打你了，但国家内部打起来谁之过、谁负责？比如，叙利亚曾是中东政局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危机爆发后，西方大力支援叙利亚反对派，导致该国一夜间从“稳定绿洲”变为“热战中心”。可见，“民主输出”不仅无法为世界带来和平，反而会危及世界和平。
五是“民主万能论”的破产。这一论调认为，民主是最高的目的，是万能钥匙，西式民主一试就灵。其实，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但不是万能钥匙。没有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的民主是注定走不远的。如果西式民主是万能的，为何西亚北非国家至今动荡不安，民生凋敝？又为何会爆发难民潮？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出了问题的，但迷信西方国家提供的民主方案，无疑是请错了医生，开错了药方。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式民主也已弊端频现，面临深刻的制度危机。美国的金钱民主、两党恶斗等就是明证。显然，“民主万能论”不过是美丽的谎言。
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
长期以来，西方在国际社会垄断了民主的话语权，什么是民主、怎么搞民主，都由西方说了算。西方的民主话语霸权给一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深重灾难，也着实迷惑了一些人的思想。今天，我们有必要推进民主的话语创新，建构中国特色的民主观，以独特的理论创造终结西方的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
从民主的产生来看，民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不能想象突然搬来一座民主制度的“飞来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一国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借鉴国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必要的，但这种借鉴必须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每个国家的民主都会带有本民族的独特基因，都要与本民族的水土相服，只有扎根本土的民主制度才有生命力。
从民主的功效来看，民主不是“装饰品”，管用才是硬道理。一种民主制度是好是坏，人民最有发言权。各国的政治实践反复证明，一种民主制度，只有真正有助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多数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才能获得人民衷心拥护。反之，徒具民主形式，而无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民主制度，早晚会被人民抛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中国式民主有其自身的实现形式，更注重民主的内容和实质，本质上属于实质民主，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
从民主的形式来看，民主不等于选举，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同时存在、共同成长，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特点和优势。“选举至上论”企图用形式民主掩盖实质民主，用一种民主形式否定其他民主形式，这是片面的。
从民主的价值来看，民主既能凝聚正能量，也会带来负能量，绝不能把民主当作包医百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药方。发展民主，其目的是为了政局更稳定，社会更公正，生活更有序，人民更幸福。然而，一些移植了西方民主的非西方国家，往往陷于无法无天的极端民主化的无政府状态，不仅无助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反而会造成无休止的社会动荡，这种“民主”不仅在中国行不通，在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都行不通。
从民主的标准来看，民主没有普世的标准，而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历史文化都不相同，民主模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尊重民主标准的多样性，这应成为基本的国际共识。
从民主的发展来看，民主无法速成，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指出，民主的建设“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民主建设依赖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诸多条件，是一项世纪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民主发展如果“脱离了一定的阶段性，那么本来是非常合理的要求，就可能成为一种非常错误的东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还需要发展和完善。但是，怎么发展，怎么完善，我们有主张、有定力，绝不能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