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提出了,但治病的路才刚开始

作者:发表于 来源:新华网
2015-12-28 06:30:00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城市病”成为了一个关键词。近两年,日益严重的雾霾、久治不愈的交通顽疾、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困境等问题,都损害着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印证着转型升级的障碍重重。“城市病”背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治理“城市病”到底需要什么,是顶层设计的制度保障、官员的理念转变,还是城乡的平衡发展?对此,思客特邀周其仁、仇保兴、叶裕民、易鹏等专家学者及资深媒体人深度解读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从不同的侧面探讨“城市病”的解决路径。“城市病”提出了,但治病的路才刚开始 思客特邀专家学者深度解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图为仇保兴(左)、周其仁(中)、叶裕民“城市病”的根源在哪?

  社会矛盾——城市病的深层根源  

“城市病”提出了,但治病的路才刚开始

叶裕民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

  治理城市病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中国的城市病主要表现为大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社会冲突加剧等。不同的问题,性质不同,应该区别对待。环境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可以伴随着环境治理和城市功能结构升级而逐步得到解决。交通问题几乎是世界各国特大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可以通过规划管理得到缓解。但是我国由于长期采取排斥性人口管理造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是德、美、日、韩等多数发达国家不曾有过的,却又是多数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特征。

  因此,社会矛盾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更加深层次、更加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中国未来必须着力解决的一种城市病。

  本次会议再次重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就是要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把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城市人”,赋予其公平的社会地位,为他们建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

  观念、利益、习惯——城市为何热衷“摊大饼”

“城市病”提出了,但治病的路才刚开始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这通常有机制的问题。一部分是观念,一部分是利益,一部分就是习惯。第一,有一种观点觉得,等人多再修来不及了,等人多再修就贵了,这种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超前有一个适度的问题。我们超前建设要动用资源的,要求得回报,无论来自财政,还是来自于借贷,这个资源都是稀缺的。超前得太大了,在经济上就会过不去,承受不了这个负担。

  第二,过去一直想只要修路就有车来,只要修房就是有人来。我们之前忽略城市和基础设施,但大体从90年代末,基础设施大投资以后,这个情况在全国已经开始变化了。很多地方修了很长时间,人气却旺不上来。

  第三,为什么这样摊,这里面有一个利益机制。这个动力让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冲动,去夸大这个城市面积,去摊大饼。其实是土地债务,地不是钱,把地压给银行套来一笔债务去发展,其实有很多这种问题,还有地方政府的竞争问题。

“城市病”该从何治起?

  从速度转向质量的拐点已到

“城市病”提出了,但治病的路才刚开始

易鹏
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

  城市没有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反而让生活越来越糟糕,“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城市作为城镇化的一个主体,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驱动力,提高城市品质迫在眉睫,这凸显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现实针对性。

  当前,城市发展面临从速度转向质量的一个拐点,其核心应是提高城市质量,控制城市开发强度,要“留白留绿”,合理布局。

  北京地区的雾霾、内涝等非常严重,上海开发程度达到48%,面临城市湿地面积太少等问题。不能把城市全部填满,“摊大饼”,否则,城市品质会进一步下降。不能将所有的资源全部集中在几个城市,但是全部放在小城市也不太现实。要以城市群的主体形态,合理布局,打造十几个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分担更多的资源。要有合理的度,人太多造成城市病;人太少,产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管理者应建立定位、服务、法治的思维

“城市病”提出了,但治病的路才刚开始

侠客岛 媒体人

  病重、活儿多、根子深,就必须以全局的目光观之,以更高层级的力量破之。

  从思路上理解,首先,城市工作这件事是要和国家整体战略对接起来的。前面,连着全国的城区规划、城镇化战略;后面,则有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着。也就是说,无论是优化、培育城市群,还是把城市与农村工作联动,都要放在这个盘子里通盘考虑。

 第二,城市管理者应当更有“定位”思维。现在,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2%,已经不是盲目摊大饼、上规模的时候。怎么定位自己的城市?如何结合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文化特色,找到自己的独特卖点?这是摆在所有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这个题答得好,近,可以解决千城一面的问题;远,可以掌握改革发展、城市建设的节奏和规划。

  第三,城市管理者应当有“服务”思维。此次会议,把“安全”定在了城市工作的首位。这其中,不仅有现实发生的灾难作为背景,更是要让城市管理者思考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是为了什么。与战略、定位相配套,户籍、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属此列;对于环境生态的保护和修复,也不只是对上负责地完成任务。

  第四,城市管理者应当有“法治”思维。前任领导定下的规划,不能换个人就变;提倡城市修补、考虑城市历史传承,同样要求不能随便大拆大建。同样,“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确定为城市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同样要求法治思维,而不是政府完全主导,被规划方、城市居民只能听天由命、告解无处。

  要从单向治理转到综合性治病模式

“城市病”提出了,但治病的路才刚开始

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智慧城市的门类众多,但是假货不少。我们应该从一些单向的治病,转向综合性的治病模式,把单向的智慧城市模式叫做单向的,把能够解决多个方向的叫做综合性的,然后把几个专题性的不断叠加,使我们治城市病的能力有所提高。

  首先,要通过智慧城市建设促进节能减排,因为节能减排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下一代。节能减排有很多问题,必须要用新的机制来解决,不能单纯地靠传统来解决。

  第二,智慧城市要促进城市生态的建设,比如说绿色建设,安上一个芯片能够感知,使绿色建筑的节能节水和能源利用,都能够充分检测出来,同时调节这些指标,让生活变得更好。再比如说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推进绿色建设,比如说用智慧的手段,把城市的排水、污水处理,防洪以及水的循环利用都能够展示出来。

  现在有很多文章都在分析空气污染物是怎么来的,我要说的一个真相是每个季度、每个月、每天空气的污染物来源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些要用多种措施去应对,比方说到医院里去,每天那么多的病人,生的病都不一样,不能让他们吃一种药。

“城市病”提出了,但治病的路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