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住宅总需求将超过11亿平方米，接近2013年水平。”在黄瑜看来，市场存在透支的可能，我国已经基本达到户均一套房水平，基本的住房需求已经被满足，住房需求意愿有所降低，因此，政策对于市场的刺激作用较之前趋弱。
这也是2016年去库存药方转变的一大原因，由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转为构建房地产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也被市场誉为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开启。
会议聚焦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租购需求属于刚需，且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主要是以城镇户籍人口的公有住房产权化为主要方向，2014年以来的住房优惠政策，诸如住房公积金、财政补贴、信贷政策等也多聚焦城市人口。”北京荣邦瑞明总经理陈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把居住制度改革延伸到“农民工”这些“新市民”上也是居住制度改革侧重公平的一个表现。
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更侧重回归居住的本源，不管是租赁需求还是农民工由新型城镇化形成的就业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均属于真实的住房需求。
会议也提出要打通商品房和租赁房的通道，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这也是中央继要求打通商品房和保障房的通道后，首度提出打通商品房和租赁市场的通道。
聂梅生表示，这也是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由此前的“补人头”好过“补砖头”，聂梅生解释，“补人头”指的是资金方面的鼓励政策，“补砖头”指的是房产。中国的房地产虽基本面存在过剩问题，但依然存在结构性短缺，比如租赁市场、棚改保障房领域等，住房租赁市场是我国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新建，打通与商品房的通道无疑是供给侧改革下房地产库存去化的关键着力点。
会议也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在中房协名誉副会长朱中一看来，即是解除房地产开发、经营环节等各类不符合市场的措施，某种程度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行政体制改善层面的具体体现，给房企解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