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外交的一大突出转变就是顽固、执着地奉行“制衡中国”战略，在外交与安全战略等问题上处处和中国过不去。无论东海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还是南海紧张局势，无论对美、对俄、对韩关系还是对欧洲、印度和东盟的政策，安倍政府几乎无一不以“孤立、打击和遏制”中国作为外交的重要目标。
安倍政府奉行的“制衡中国”战略，和东京重新解释宪法、通过新安保法案、采用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大幅度增加军费等一些列扩军备战行动一起，构成了日本安保战略的“一体两面”。日中关系，已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亚太地区最不稳定的“战略对手关系”之一。受这一战略驱使，安倍政府会继续谋求修改宪法、彻底破除“不战条款”对日本外交、军事和海外行动的最后限制，进而与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彻底告别。
许多人把日本外交与安全战略的这一动向解释为日本军国主义有可能复活，这未免一厢情愿。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否复活，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日本是否能够重新恢复以“皇国思想”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二是日本民主体制崩溃、军人重新成为权力结构的主体;三是日本民众再度相信军事扩张是日本的生存之道。目前来看，这三个条件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大可能具备，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非常小。
安倍政府“敌视中国”有必然性
安倍政府今天奉行的“战略上敌视中国”政策，是近20年来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尽管日本在当前国际体系中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大国”，但它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重新开始拥有了“大国”所应具有的力量潜力。从这个角度上说，安倍的扩军备战是当今这样一个日本必然做出的反应。
国际关系中存在着难以改变的“安全困境”的作用，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实力此消彼长必然引起不安、甚至恐惧的心理和政策效应，总是会主导国家的外交、安全和战略选择。对于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来说，这种“安全困境”的作用就更为明显。目前，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对立依然严峻、两国民众的心理对立和相互嫌弃感不断加深、两国政府对价值体系尊崇存在严重分裂，这种外交和安全关系的恶化更是具有某种“认知结构”而非单纯“权力结构”变迁带来的冲击。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日本外交和战略的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只是到了安倍政府时期开始进入“质变”。若从这个角度考虑，日本迄今在军备方面调整的幅度和步伐似乎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不能总以军国主义视角理解日本扩军备战
如果我们总是一味地以日本军国主义是否复活来解释安倍政府的“制衡中国”和“扩军备战”政策，这反而会削弱我们对日本战略走向和内在驱动因素的准确把握。即便日本不往军国主义老路上走，一个处处与中国作对、在外交和战略上以“挑战和制衡中国”为基本目标的日本，仍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给中国带来沉重的战略压力。
首先，安倍政府将会持续在安全问题上“妖魔化”中国，比如因为我们在南海合理合法合情的维权行动而给中国扣上“现状改变者”的帽子，或把中国视为历史上和军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一样试图使用武力改变现有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日本政府越是在政治和战略上如此“定义”中国，安倍政府推行新安保法案和争取修宪的动作越能博得国内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安倍政府事实上是在拼命利用“中国因素”为其赤裸裸地抛弃和平主义宪法和安保体制张目。
其次，美日军事同盟的协同行动之外，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和“价值观外交”将继续推行下去。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再次在亚太区域外交和全球政治中积极推行以特定“威胁”为目标的进攻性外交和国防政策。安倍政府2016年1月和英国举行国防与外交部长的“2+2会议”，日英两国联合就南海问题喊话、日本邀请英国参加远东的军事演习。另外日本还有意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充当“调解者”，力图拉拢莫斯科来孤立中国。如此种种的企图表明安倍政府正在使出浑身解数以便在日中安全议题上“孤立中国”。
第三，2016年3月下旬日本的新安保法案将正式生效，美日军事同盟框架下的海外协同作战系统将正式启动。安倍政府在南海和台海等问题上的外交介入将有可能正式升级为军事介入。前不久在民进党赢得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安倍政府发表贺言称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笔者认为，未来几年日台关系升温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安倍政府已然做出选择，要在几乎所有涉华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站在中方的对立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政府在使用民航客机在永暑礁机场进行试飞和航行校验后，日本外相岸田迅速恶言相向，指责中国旨在破坏“南海现状”，强调“不能被容许”。
今天，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远非很多中国人想象中的“复活军国主义”，而是实实在在、多方位的对华舆论丑化、外交挑衅和安全威胁。对于这样一个日本，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至少，从痛苦的历史记忆和依然困扰着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中去简单寻找“概念化”的日本，这种认识已经过时。处理对日关系，正在成为中国大国崛起真正的试金石。(朱 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