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出招，弥补《未成年人保护法》漏洞
在郭开元看来，这些案例说明了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他建议，首先，家庭和学校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安全教育主要目的是增强未成年人的安全意识，防止灾难的发生。在安全教育中，尤其是对低年级小学生的安全教育，不能轻描淡写，内容和规则要具体化，并要强调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诸如，在防火安全教育中，要教育未成年人不要随身携带烟花、火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不要玩火，尤其是在加油站、商场仓库等场所。其次，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及其父母的法制教育，知悉放火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促使父母对未成年人加强监护。
当然，也有人认为，“熊孩子”频繁惹祸，更多地折射出社会对孩子生命教育的缺失。“熊孩子”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带来的后果相当惨重。有学者在“中西方生死观比较”的讲座中，谈到过我们的传统教育畏谈生死，觉得对年幼的孩子讲述生死的概念过于残忍。但事实证明，让未成年的孩子早早树立生命至上观念，不是什么坏事。
而在谈到追责问题时，姚建龙说，“9岁孩子纵火，监护人有重大责任，因为10岁以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民事责任由监护人承担。”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讲究的是“双保护”，既保护未成年人，也保护社会。
在维护社会利益方面，姚建龙认为，核心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强化监护人责任，现代刑法反对株连，主张罪责自负，但是很多国家也有规定，如果未成年人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监护人有重大责任的，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一些国家会追究监护人的刑事责任，但是这种立法已经很罕见了，比较多的是规定强制性“亲职教育”，如果家长缺乏教育孩子的责任心和技能的话，要对家长进行教育，强化其责任，引导其监护未成年人的行为。二是从未成年人角度讲，也要加强教育与引导，除了通过监护人传导教育外，学校和社区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按照我国刑法，14周岁以下青少年实施任何刑法禁止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而家庭管教和收容教养往往收效甚微。而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人看到了“被执行得很差”，特别是有关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方面，法律效力较低。如对于监督人不积极履行监护职责，该法只象征性地规定对其进行训诫，而没有规定如何进行处罚。再如，该法规定，送不良少年去工读学校应当由其父母、监护人或者学校提出申请，但在现实中，很少有父母主动申请将自己有不良行为的孩子送到工读学校，这样就错失了对不良少年的管教机会。
“社会是一个很宏大的概念，社会教育很虚很宽泛，我想强调的是社区教育，即与孩子密切接触的地域和人群，负有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责任，这很关键，也很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我建议增加社区保护和网络保护两项内容。”姚建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