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江南”地方穷僻落后，开发程度很低。如《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所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江南侯国封置数量有限。我们知道汉文帝时贾谊任职长沙国时心情抑郁，主要原因是“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而舂陵侯刘仁封地在零道之舂陵乡，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汉元帝时，徙封南阳之白水乡（《后汉书》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城阳恭王祉》）。海昏侯国的环境，也不免“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不过，我们比较《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提供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和《续汉书·郡国志》提供的汉顺帝永和五年两次户口统计数字，138年之间，豫章郡户数增长了502.56%，口数增长了374.17%。两汉之际，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之间，全国户口数字则呈负增长的趋势。当时，位于今湖南的零陵郡和位于今江西的豫章郡位于中原向江南大规模移民通道的要冲，都接纳了大量的南迁人口。正是由于自两汉之际开始的由中原往江南的移民热潮，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可以推想，海昏侯刘贺家族也许对豫章地区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的环境开发和经济繁荣有所贡献，不排除海昏侯墓出土文献中存在反映这一历史变化的信息的可能。
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现场及发掘的“铜火锅”、雁鱼灯、“蒸馏器” 新华社发
据《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的记载，刘贺“就国豫章”时，“食邑四千户”，户数较昌邑汤沐邑二千户成倍增加。“海昏”地名，王莽时改称“宜生”。或许这里是豫章郡生存环境较好的地方。刘贺被看作“天之所弃”的“嚚顽放废之人”，受到地方官员严密监视。“扬州刺史柯”和“豫章太守廖”或举报其言行，或关心其继嗣。刘贺曾因言语之失，“有司案验，请逮捕”，汉宣帝裁定“削户三千”。除墓葬发掘外，对现今被称作“紫金城”的遗存进行考古，或许可以揭示海昏侯国特殊聚落史的演进历程，而汉代南昌地方的生态环境条件与经济开发程度，也可以得以说明。
4.海昏侯墓的保护与发掘
海昏侯墓位于江西南昌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东南的墎墩山，距离老裘村民小组1千米左右。据报道，2011年3月23日，当地群众发现盗墓者对海昏侯墓施行盗掘。得到报告之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迅即赶到现场，由长约1.2米、宽约0.6米、深13.5米左右的盗洞进入棺椁被局部破坏的位置，判定了墓葬形制，及时进行保护，并启动了考古工作。
回顾中国盗墓史，可知现今是盗墓犯罪最严重的时段之一。盗墓者与海内外文物走私网相勾连，对地下文物遗存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盗墓行为盛行的原因是复杂的。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作用已经消失，对盗墓的舆论否定声音微弱，盗墓将遭遇恶报的意识成为“迷信”，对死者应当予以尊重、对文物应当予以爱护的传统意识亦被淡化，盗墓往往不会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以追逐暴利的超强动力为根本原因，以上这些因素的合力，导致了盗墓现象的猖獗。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具备文物保护意识的大塘坪乡观西村村民的举报，没有富有事业心和责任意识的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海昏侯墓的珍贵文物很可能会被破坏，失去诸多历史文化信息，仅仅作为财富符号流散于市场，而海昏侯墓园相关现象的考古学研究也会因重要资料的缺失受到限制。
海昏侯墓虽然发掘工作尚未完成，已经出土的珍贵文物品级之高已经令人们震惊。不过，一些媒体报道的内容与严肃的考古学知识并不完全符合。侈言“第一”，无视以往同类发现的做法，似不足取。有的器物的定名及性质判断，可能还需要仔细斟酌。海昏侯墓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除了新技术的应用以外，还启用了新的工作方式。除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南昌市、新建区文博单位联合抢救性发掘外，由国家文物局安排，长期经历考古一线工作实践，学养、经验和学术眼光均为一流的考古学者信立祥、焦南峰、张仲立等组成专家组参与工作，提高了质量水准，保障了尽可能完整的考古信息的获得。这或许是一种可行的协同创新形式。据报道，参与本次发掘工作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及科研机构。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全国十余家科研单位就此形成了合作关系。这种工作方式对于其他考古工作甚至其他学科方向的学术课题的研究，也应当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王子今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