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凝聚民心、巩固政权的固基之战
抗美援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也极大地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成为加快推动各领域社会变革、铲除危害社会安定的各种反动势力、加速新中国政权巩固的强大动力。
在志愿军打响入朝作战第一仗的次日，党和政府即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参军、参战、支前，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组织各种慰问团慰问志愿军以及开展生产竞赛、优待烈军属的热潮，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抗美援朝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仅表达了对志愿军的尊敬和爱戴之情，大大鼓舞了志愿军的战斗意志，而且也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前夕，有计划地在大陆潜留了大量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他们聚集溃散的国民党军队，会同遍布城乡的惯匪、反动会道门组织等，从事纵火、爆炸、暗杀、窃取国家机密等破坏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反动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反攻大陆”时机已到，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据统计，仅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就发生妄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动816起，西南地区被匪特攻打、攻陷的县城有100座以上，全国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匪特杀害。为了铲除反动势力，伸张民气，巩固政权，1950年中共中央部署在华东、中南、西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投入剿匪作战的主力部队有150余万，到1951年上半年，基本平息了大陆匪患。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大张旗鼓地重点镇压特务、土匪、恶霸以及地下军、会道门等反动组织，到1951年10月，反革命势力基本肃清。大规模剿匪和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政权。
为配合抗美援朝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从1950年冬季起，各新解放区还分阶段、有领导有步骤地展开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连同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城乡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之后，不仅迅速提高了经济地位，而且形成有觉悟有组织的阶级队伍。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翻身果实的重要力量。
在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党还领导开展了其他各项民主改革。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主要是废除使工人群众深恶痛绝的封建把头制、侮辱工人的搜身制等；旧的婚姻制度的民主改革，主要是颁布和实施《婚姻法》，移风易俗，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和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等；党和政府还发布了严禁鸦片烟毒和赌博的通令，扫除了旧中国屡禁不绝、被视作不治之症的娼毒赌等社会痼疾。通过民主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工矿企业到机关学校，整个社会面貌都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变化。各阶层在民主改革基础上振奋革命精神和生产热情，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各项改革都是围绕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个中心的。1951年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思想，1952年5月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按照这些方针部署，中国国民经济恢复计划虽因抗美援朝而进行了调整，但1951年中国的财政经济力量，“却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出现了远比原来预计良好的情况”。与1950年比较，1951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26.8％，钢增产47％，煤增产28.76％，发电量增产25％，全国人民1951年的购买力比1950年约提高25％。到1952年10月，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全部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并有了自己的制造工业。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60多年了。6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变，世界也发生了巨变，在这个巨变中，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及胜利发生着不是无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回顾和评价这个重大事件，应取的正确态度是：尊重历史而不是歪曲历史，崇敬英雄而不是亵渎英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曹普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注释】
[1]《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2]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3]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521页。
[5]《胡耀邦谈毛泽东》，引自《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12期。
[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
[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8]《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9]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10]《周外长发表声明，杜鲁门声明和美海军行动是对我武装侵略，我全体人民必将从美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第1版。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1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13]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14]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126页。
[15]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6日。
[16] [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页。
[17][美]约瑟夫·格登著、于滨等译：《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8][美]马克·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1页。
[19]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1953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2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