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总结中国经验，提升中国智慧，我们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这个宏大的历史主题着眼，探寻中国奇迹的根源。
话题之一
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 劳动年龄人口与依赖型人口增长形成的剪刀差态势，创造了重要的人口机会窗口
● 在同一时期里，其他各国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型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弱于中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排斥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无效率，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活动的微观无效率，没有奖惩制度伤害了工人、农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在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下实现的生产要素增长，很大的部分被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所抵消，没能转化为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有学者认为，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可以提高效率，使经济增长绩效迅速回归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面。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形成额外的增长源泉”，仅仅回归“经济增长的稳态”，也可以改善增长绩效。
然而，中国作为十数亿人口的大国，所实现的长达40年、高达9.5%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以往的任何经济体都未达到过的增长表现。因此，需要找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才是正确解说其长期增长绩效，以及认识和挖掘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
研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带来高速增长的时期，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是高度重合的。作为人口转变特定阶段即生育率显著下降的结果，1980年至2010年，中国的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长，而该年龄之外的依赖型人口则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其产生的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效应，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在同一时期里，无论是把发达国家作为总体，还是把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其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型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不如中国来得有利。例如，在同一时期（1980年—2010年），从发达国家平均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同；而从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更快，但是被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也是显著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此期间具有的人口结构特点，近乎得天独厚。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算不上奇迹，并预测其没有可持续性。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验多次证明这种预测的不正确，在理论上也恰恰说明，秉持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失算在不懂得二元经济发展的这个独特增长源泉。事实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所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所以这个贡献实际上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的贡献。年轻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中国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改善十分迅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更明显、更突出的人力资本改善，无疑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显著。有学者估计，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左右。不仅如此，在考虑了教育水平具有促进生产率提高作用的情况下，人力资本贡献率可提高到38%左右。
再次，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组成部分。库兹涅茨所识别并指出的这种产业结构变革的生产率效应，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最后，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规模大就意味着创新具有更大的需求力度和供给潜力。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话题之二
中国经济奇迹的充分条件
● 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的深刻改革，创造出增长的充分条件
●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建立起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形成相应宏观政策环境
理论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变为人口红利，在现实中成为高速增长的因素。经验表明，许多具有与中国相同或类似的人口转变经历的国家，并没有在同一时期，或者在较早或稍晚的时期取得与中国同样的经济增长绩效；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呈现的有利人口结构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因此，只有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才能创造出增长的充分条件。
根据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在体制上需要解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配置问题，因此就要涉及机制、信号、效率和激励等问题。要在实践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改革给特定的劳动者、微观单位和社会群体带来收益，才能形成发动改革的基本动机。第二，这一改革不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抵触，即它要的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第三，这一改革潜在地发动起一个关键的变革齿轮，由此推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域的改革。不过，从事前的角度看，最后这个条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农业中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条件。这一改革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问题，并且在农户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相应赋予和逐渐扩大了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短短几年里（1978年—1984年），无论是粮食单产还是总产量均大幅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166%，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这一变化也大幅度增加了城市农产品供给，为几年后取消粮票制度创造了条件。
方式和效果上类似的改革同样发生在国有企业。1978年企业恢复奖金制，这实际上是关于工资制度的放权和改革，解决的是职工劳动激励问题，涉及的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重点解决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触及的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
概括而言，作为城市经济改革核心的企业改革，主要沿着三条主线进行。第一，从赋予并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逐步构造有活力的经营主体，最终落脚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改造。第二，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最初的改革以国家向企业让利为特征，目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方向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第三，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抓大放小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竞争压力和经营动力。在进行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同时，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并更加注重提高效率的关键。
在农户和企业的激励机制逐渐形成的情况下，还需要有正确的市场信号，才能真正确立它们的市场主体地位，以及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重新配置。也就是说，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改革任务，必然是通过发育产品和要素市场，矫正扭曲的价格信号。从产品的计划定价到市场决定价格，从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到市场自由交易，从生产要素的统一配置到通过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所有这些关键性的变化都是通过双轨制形式，即计划轨道与市场机制的渐进式过渡，以及前者与后者的消长实现的。
通过上述符合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逻辑的改革历程，逐步建立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并形成了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但是，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围绕上述基本逻辑，随着改革进程中新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并得到应对，进而在相关的领域，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推动和完成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或政府与企业和市场关系方面的改革。总体来说，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转而承担通过再分配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不过，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在很长时间里体现在地方政府之间推动地方GDP增长从而使财政能力增长的竞争。这种政府作用方式对于把改革形成的激励转化为增长速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政府过度介入直接资源配置、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负面效果。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职能越来越多地转向履行促进教育发展、加强社会保护、维护市场秩序、宏观经济调控等公共品供给等责任。
对外开放与上述经济改革过程，具有推进逻辑上的一致性，在时间上是并行不悖的，从效果上看是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推进方式是相同的，即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扩大国际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近年来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对外开放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同时对实现企业成为竞争主体、吸纳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中国市场主体学习资源配置的过程、在经济增长中兑现人口红利、在产业发展中获得比较优势等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目标，起到了促进作用。
话题之三
中国特色道路的本质本源
● 中国改革具有渐进性质和增量性质
● 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及推进逻辑十分明确，即“三个有利于”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改革开放
绝大多数研究者和观察者都高度认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面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如何找准并理解其背后的改革出发点和推进逻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多数研究者观察到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质。针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微观环节的体制弊端，农业中和企业中的改革直接切中缺乏激励和低效率的问题，可以采用诸如承包制这样的改革形式即时改善激励、增加生产、推动经济增长。在显示了改革成效从而坚定了社会对改革信心的同时，更加有活力的微观经营单位开始寻求更多的计划外生产要素投入，以便进一步改善配置效率、增加经营利润和劳动收入。因此，改革顺理成章地进入资源配置的层面，在计划机制之外生长出市场机制，并不断扩大后者调节产品流通和生产要素配置的范围和规模。随着产品和要素市场范围的扩大，价格逐步地摆脱计划控制，转向由市场供求和相对稀缺性决定。
人们观察到的另一个特点是改革的增量性质。改革从解决激励问题和微观效率入手，却不过早地涉及存量的调整，因而不会伤害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坚持增量改革原则的着眼点在于降低改革伴随的社会风险和人的代价，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所以，中国的改革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清晰地形成某个既定的目标模式，但是从其起步伊始，根本出发点以及推进逻辑便十分明确，即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三个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这个目的出发发动和推进改革，并以此作为改革方向是否正确、改革方式是否恰当、改革成效是否满意的衡量标准。
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改革哲学和直接出发点，才使中国改革的指导原则和推进方式并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中，既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共识，又坚持渐进式改革方式，更秉持了改革、发展和共享理念。由此，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一个整体。改革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于稳定，而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的正确与否，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区别开来的试金石，其正确性也为中国实践所检验。
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一个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两难”问题。经济增长、技术变迁和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无疑都具有做大蛋糕的效果，然而却并不能自动产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所谓“涓流效应”。只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安排，可以打破这个两难，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
通过扩大就业和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兑现人口红利而实现的高速增长，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一种共享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中国经验也证明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改革开放期间的经历，特别是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考察中国城乡居民如何通过在时间上继起且在空间上并存的三种途径，分享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抑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提高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
第二，在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随着二元经济的一些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这一刘易斯转折点特征，相应推动了收入差距峰值即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按不变价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亦不断降低。
第三，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加快建设和不断完善，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凸显了中国经验中内含的广泛包容性。
总之，40年来，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三个有利于”判断改革开放成效，形成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改革路径、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共享发展等一系列重要发展经验，这些经验和启示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仍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代新起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目标和决心不变，我们将义无反顾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风正帆悬、行稳致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蔡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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