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看来，“自然”和“文化”的线索缺失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得应有的地位。“自然”的理论空场，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联姻，奥康纳在坚持以社会劳动范畴为核心的基础上，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范畴中引入自然与文化因素，从而建立起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域。奥康纳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但他未划清理论批判的界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不全面；他为了避免“决定论”，回避各要素在系统中的主次地位，又陷入了“多元主义决定论”中。

作为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在其扛鼎之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致力于填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然”和“文化”理论的缺失，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联姻。为此，奥康纳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置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最核心的地位。他为何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路径是什么？如何看待他的“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理论？虽然学界一些相关研究已经对这些问题有着程度不等的讨论1，但总体而言仍然有欠充分。有鉴于此，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究以见教于方家。

一、“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理论空场

面对当今时代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仍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国外学者观点不一。虽然有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左翼学者坚信“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系统的、深刻的生态观”[1]，但为数不少的保守和自由派学者仍在不同程度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生态学的视域，对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姻持怀疑态度。例如，维克托·弗金斯（Victor Ferkiss）就非难道：“马克思一贯肯定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对整个世界时常持有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2] 而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也认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猛烈抨击的同时，却又接受了启蒙运动通过‘控制自然’而取得进步的自然观。”[3] 作为著名左翼理论家，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并认为“在承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前，应先确立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可信度。”[4] 基于此，奥康纳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重心是人类社会系统及其未来社会建构等问题，但“自然界的自主运作性，在该理论中却渐渐地被遗忘甚至被置于边缘的地位”[5]，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乏丰富的生态视域，而这种“缺失”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阐述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奥康纳主要从三个方面阐释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空场。

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写作背景和话语言说。马克思处在“前生态时代”，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在西方各国逐渐确立，推动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生态问题在当时虽已显露出来，但仍未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然而，“把原始森林彻底砍完的想法在很多领域已变成不能被接受。马克思（作为一个研究变化与潜藏着的危机之间的辩证法的理论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以使我们关注上述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相关）的社会事实。”[6]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侧重于对阶级斗争的概念和事实的关注”[7]，而为自然系统留有的理论空间极少。尽管奥康纳承认，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前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唯心主义，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仍停滞在“前人类学”的阶段进行话语言说的。

其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阐述中，“自然”和“文化”要素空场。一是“自然”因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缺失。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自然界是既促进又阻碍了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而生产力往往被表述为将人类从自然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的、能动的力量，但在强调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自然界是可以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得到彻底改变的同时，自然本身的“弱规律性”和自主运作性逐渐地被置于该理论的边缘，自然界被进一步祛魅，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未能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作出全面性的研究”[8]，从而导致有些批评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种“技术决定论”的理论倾向。在此基础上，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者，尚未完全认识到自然系统不仅内嵌于生产力之中，而且还内嵌于生产关系之中。”[9]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文化”因素的缺失。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是（思想）上层建筑一部分，但奥康纳指出，马克思将文化与社会基础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部分简单地割裂开来，而且在阐述生产方式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过渡时，并没有凸显文化在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例如，在从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由基督教改革运动和反基督教改革运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被弱化和忽略。奥康纳认为，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仅仅聚焦于财产关系、劳动分工、阶级斗争、工业技术等方面，弱化对特定的、历史的自然和文化的研究，因而“在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中，“文化”和“自然”的线索是缺失的（或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10]，而这种“缺失”使得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阐述有欠充分。

其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理论关注的重心主要是聚焦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历史命运、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性的揭露和批判以及未来社会的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视域中被阐发出来。因此，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在历史的变迁和发展的问题上偏爱阶级斗争（特别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11]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他面临的问题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证明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历史中产生并终将在历史中消亡，而不是自然的、永恒的。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研究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真正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仍过于专注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因而他没能给下述事实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自然’的发展也不能削弱自然的自然性。”[12]正是因为马克思处于前生态学时代，加之理论创作的“入场”旨向决定着“出场”路径是建立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生态学社会主义，因此，自然因素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并没有占据重要的话语地位，而这一空场正是奥康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前提。

二、“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理论

在奥康纳看来，当今社会各领域的生态性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然”和“文化”理论空场的批判和非议表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和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但至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这两种理论之间依然是相互割裂的，这对于解决当前严峻的生态问题是十分不利的。奥康纳的解决方案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并探求“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13]，因而他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改造作为突破口、以协作范畴为介入点，将自然和文化因素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劳动范畴融合在一起，构建起“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理论。

首先,基于“自然”和“文化”的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基本范畴加以重新阐发。奥康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中，“文化”和“自然”因素未获得相应的地位，但实际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14]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看。只有在人与自然物质、能量交换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人类最重要的创造性活动。虽然自然系统的特定形式通常是人类行为的必然结果，但自然在生产过程中不单单是“合作者”，更是一个“自主的合作者”，这是因为构成自然系统的生物、化学和物理的过程是独立于人体系统而自主运行的。“自然”的生产关系是指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或阶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自然条件的影响。在没有良好的沿海水运系统和内陆地区，封建生产关系将蓬勃发展，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商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很早就发展起来，如英国并没有经历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这不仅仅是受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观念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沿海航运系统的发展程度，进而在此基础上带来的海上贸易机会，而当自然资源被破坏或耗尽时，现有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将发生变化。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因素体现和保证着其客观性维度。生产力的客观性维度首先从生产力的构成来看，除了包括劳动者，还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是生产中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但是如果生产者不能从自然界获取任何生产和生活资料，就无法真正地创造社会财富，正如威廉配第所说：“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5]生产力的客观性还表现在，人们只能在继承前一个阶段形成的经济条件和其他历史条件下开始新的生产活动，既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生产力，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累积过程。此外，生产力的客观性维度也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客观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看。文化因素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在一起，而且所有类型的文化实践活动，无不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奥康纳不无遗憾地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没有关于语言、文化、主体间性和伦理的理论”[16]，而他坚信文化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日常生活的经纬线，不仅自上而下，而且也自下而上地融入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能深刻地理解文化规范、价值观念的重要意义，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在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下，劳动关系和协作方式差异为何如此之大。譬如日本民众重视秩序、责任和荣耀、钟情于责任感的工作模式、具有集体主义精神，而这些观念在奉行自由主义、并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美国公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因而协作方式或劳动关系不能再被视为由经济必然性或技术因素单方面决定，而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活动、技术水平、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自然资源、阶级力量的对比等因素多元决定的”。[17] 正是因为“文化”因素存在，才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观性维度提供了保证。因此，生产力的主观性除了劳动者之外，还突出表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下，协作方式和劳动力的不同组合；生产关系也是主观的，这是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含有的文化意蕴，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的雇佣关系、分配关系和协作方式同样也受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并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实践活动。例如，美国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体制，对技术的开发和创新是十分有利的；日本的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体制，对传播和扩散生产过程的新理念是一种理想的类型。所以奥康纳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阐述中自然和文化的因素是不能忽视或被边缘化的，它们共同保证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其次,借助于协作范畴，有效地厘清文化、自然和社会劳动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奥康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这一主题中，自然和文化的因素被忽视或弱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协作的主题未被全面理解，表现在“不管是自然系统的‘协作’内涵，还是协作的文化形式，都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重要地位”[18]。基于此，奥康纳断定，要扩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有力地回应批评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抨击，协作范畴是一个明显的着力点，并可以此来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社会劳动、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一步是探讨协作与劳动关系模式以及它们在历史发展和变迁中的关系，如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中，相应地促进了生产力和协作方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康纳认为，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带来生产力水平和协作程度的变化的。第二步是建立一种方式，以此有力地推动统治阶级和生产资料所有者，正确地审视自然界和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寻求自然和文化的回归。此外，在奥康纳看来，协作本身具有量和质的双重维度。量的维度主要是指协作的规模，如工人之间的协作的程度、劳动组织的规模、技术人员的区域性的协作程度；协作的质的维度，通常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组织工人的权力形式和对这种权力的抵抗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背景下，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方式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同的。事实上，除了经济地位和技术水平在劳动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外，自然环境和相应的文化规范或多或少也是协作得以发展的基础，进而在奥康纳看来，“虽然协作模式是被决定的，但却是被财产、权力、技术、文化规范四重因素所决定。”[19]奥康纳以协作范畴为着力点，在生态学维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的过程中，通过自然和文化因素来丰富社会劳动范畴，但并没有动摇社会劳动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核心范畴地位。

最后，建立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超越传统的工具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自然观。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对自然的种种现象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消极地顺应自然，对自然存有一种敬畏、崇拜之心，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自然被视为是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东西，只有当它有用时，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所以“自然”越来越被定义成一个被动的、惰性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无限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工具主义的自然观逐渐地形成。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商品和土地的资本化，不仅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和矛盾的加剧，而且也相应地推动着人类对于自然保护的更大关注，“自然”也逐渐地被视为一种远离都市、未被污染、未被人类触及的东西，这种对自然的浪漫主义阐述也在与工具主义的自然观的对抗中不断发展起来，但奥康纳认为这种对待自然的浪漫主义的态度，主要存在于主观理论层面，很难在客观实践活动层面实现。

不同于浪漫主义自然观和工具主义自然观，奥康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立论基础，在坚持以劳动范畴为核心的基础上，赋予其自然和文化的特征。一方面，社会劳动具有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劳动关系不仅仅受制于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和价值规律等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受到文化习俗、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劳动具有自然的特征，人类劳动只有与自然资源相结合，并符合自然运行的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真正地创造社会财富。劳动范畴中蕴含的文化和自然特征表明：在依据社会化原则构建的社会劳动中，文化与自然的因素是相互交织和相互融合的，社会劳动、文化、自然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进一步加大和加深对自然资源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自然和文化维度越加具有不确定性，而这又相应地影响着劳动关系的不确定性，社会劳动变得越来越复杂，生产活动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灾难发生的频率呈上升趋势，灾难的原因也日益多样化、复杂化，整个世界在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下越来越异化。于是各种亚理性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现代虚无主义思想不断涌现，就像倡导单一的生态学文化的单纯的绿色政治以及倡导退回到自然界的被支配性的主题上单纯的红色政治，而在奥康纳看来，“理论和实践模式的选择是以深入关注劳动关系中的协作的文化和自然形式之间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20]。因此，在文化和自然的维度上，奥康纳以重新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突破口，协作范畴为介入点，厘清社会劳动、文化、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以社会劳动为核心的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

三、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理论评析

应该如何看待奥康纳的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毫无疑问，奥康纳的思考和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启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奥康纳强调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和发展之因素的复杂性，他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不仅受到经济关系、价值规律、科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自然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这对于当今世界各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重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地协调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除了受制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还受文化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以消费习惯为例，美国奉行个人主义原则，注重享乐，使美国人沉迷于超前消费，重消费、轻储蓄；中国社会则不然，自古以来普遍崇尚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使中国国民普遍重储蓄、轻消费。从这些方面来看，奥康纳的阐述具有其合理性。

其二，奥康纳总体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更准确地说应是苏联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缺陷有着较准确的认知。在自然观方面，由于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背景下，苏联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自然问题上，着重强调人类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而自然界仅仅是人类实践活动改造、利用的对象，这就相应地忽视了自然本身的运行周期和规律性，生态问题的理论根源不能不源于此；在文化方面，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为了坚持“唯物”的立场，突出强调文化被经济基础决定的方面。在自然和文化方面，奥康纳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启发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地认识自然和文化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紧跟时代发展主流趋势、聚焦和化解社会突出矛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观点的前提下，依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补充、修改以往教科书的理论内容以及纠正前人由于时代局限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和误读，实现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其三，奥康纳生态批判的焦点不是简单地停留于价值观层面，而是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奥康纳认为，工具主义模式下的自然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互为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竞争性积累粗暴地将人与自然相分离，加速推进以土地为核心的自然资源的商品化和资本化。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传统的土地开发、利用方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态构成巨大破坏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将广大劳动者变成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工具。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人逐渐地从人伦关系中抽离出来，“个人”的主导内涵也由“不可分割”逐渐地向“独立的存在物”内涵转变，社会也越来越“单子化”。因此，奥康纳在社会劳动、自然、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理论中，阐述了资本逻辑统治下人与自然的异化，揭示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延伸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维度，增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另外，在此基础上，奥康纳对生态危机根源、解决生态危机途径的理论探索的丰富成果，对当前我国学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如期建成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然而，他在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论述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奥康纳并未澄清概念前提、划定理论批判的界限，混乱、交叉使用不同概念术语，甚至对马克思之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那些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加区分，都将其笼统地归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列，并依此展开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在学术研究中，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是：无论是指责、非议还是推崇、赞成，严谨的学术态度必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经典文本阅读的基础之上，结合文本创作的历史背景，契合当下时代突出矛盾，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经典文本思想或被遮蔽的思想的发掘和阐述。而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奥康纳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文，许多是基于二手资料或后继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形成的思想所做的推论，马克思关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许多论述并未进入到奥康纳的视野。马克思虽然未明确提出“自然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自然的终极目的性”等术语，但马克思在其多部文本中，阐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无时无刻不依赖着自然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21]，这足以表明，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离开了自然界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人类社会无法延续。此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和揭露，并指出“这种共产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2]，因此，奥康纳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有失公正与客观，这种“无界限的批判”建构的只能是空中楼阁。

其二，在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中，奥康纳为避免单一的决定论倾向，只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诸要素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再谈它们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支配与被支配的地位，但在这种不分主次地处理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中，奥康纳过分夸大了自然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将会使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分析失去着力点。历史实践充分证明：自然和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确实不可忽视，但它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只能起加速和延缓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作用。以生产工具为例，马克思将其看做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是站得住脚的，主要是表现在一方面生产工具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另一方面生产工具的发展突出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社会的进步，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评蒲鲁东未看到生产工具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3]同时也难以否认的是，马克思在强调生产工具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时，并没有忽视生产资料的作用；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时，同样也强调了上层建筑（国家政权、文化）的重要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今之所以仍具有解释力，并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就是在于每条原理都与另一些原理的相联系，但是如果将这些原理单独的割裂开来，只看到决定性的一方面，真理也就转变成谬误，而奥康纳恰恰只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起决定性的一方面，而忽视了马克思强调的反作用的另一个方面，未将其基本原理看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联动因素。因此，奥康纳的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多元决定论的困境。

总的来说，奥康纳的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但他在理论探索中暴露出的问题，为我们在当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内省和启迪：任何理论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有时代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亦不例外。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和观点的同时，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理论的新阐述。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各个基本原理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不可孤立地看待某一条原理，这些原理的真理性就是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同时在研究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既要反对本本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本本虚无主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本人的经典文本为主要依据，对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文本及其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相区分，避免将他们的思想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产生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或误读。无论如何，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域，为我们在新时代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作者：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Victor Ferkiss, Nature, Technology,and society. [M]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3, p.108.
[3]Carolyn Merchant,Ecology.[M] New Jersey: Humanisties Press,1994, p.2.
[4][5][6][7][8][9][10][11][12][13][14][16][17][18][19][20][美]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4、2、5、74、61、69、438、59、61、61、72、64、65、79页。
[15][英] 威廉•配第：《赋税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66页。
[21][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吕庆广 刘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