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 助理研究员）

长期以来，美国枪支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美国民众的生命权，对美国国际形象、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冲击。遗憾的是，美国当前的政治制度设计不仅对解决此类问题捉襟见肘，还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澜作用。在这一扭曲的政治体制下，持枪权与生命权的人权困境短期难以破解。

今年8月初，美国再次出现两起死伤惨重的枪击事件。在短短的13个小时内，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29人遇难，逾40人受伤。两名枪手均为白人男子，在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市，21岁的克鲁修斯手持AK-47对当地居民进行扫射，造成20人死亡；在俄亥俄州代顿市，24岁的贝茨在闹市开枪造成包括其本人、妹妹在内的10人丧命，其中有6名非裔美国人。

这两起震惊全美的枪击事件绝非孤立事件。从数据上看，美国平均每百万人中有31人死于枪支暴力。这些人既包括美国奥兰多枪击案、圣贝纳迪诺枪击案、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等造成数十人死亡的惨剧，也包括在全美更常见的造成单人死亡的枪击案。

每当新一起影响巨大的枪击案爆发后，总会掀起美国社会和政界对枪支管控的激辩。但美国对控枪的步子又总是迟一拍、小步走。奥巴马任内，联邦政府针对枪支暴力加强了背景和健康审查。特朗普任内，在控枪问题上最重要的实质性举措之一就是禁止了“撞火枪托”。这种装置能使半自动步枪几乎以全自动枪的速度发射子弹，在2017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有关是否禁止“撞火枪托”的话题就甚嚣尘上。经过一番激烈博弈，去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针对“撞火枪托”的联邦禁令。

即使面临一起起血淋淋的惨案，美国从政界到民间，对于控枪的共识都难以快速形成，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人权困境的束手无策和政治体制的弊端大大阻碍全面调整针对枪支的政策。

一方面，持枪权和生命权对立的人权困境在新形势下更加尖锐。控枪的正反两派往往会把有关的辩论引向对宪法第二修正案内容，即“纪律优良的民兵部队对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控枪反对者认为，民众持枪是天赋人权，是为了自卫、打猎、威慑犯罪、防止暴政；控枪支持者则主张，没有枪支了，才能保证最为基本的生命权，才能保障社区安全。这样的争吵表面上似乎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无解问题，背后反映的是人权概念中自由与安全这对时而矛盾的纠结关系。没有理顺这对关系，控枪困境就无法彻底化解。

另一方面，美国选举政治的“金钱化”“利益集团化”严重阻碍控枪法案的出炉。在控枪问题上，除了因为美国社会缺乏共识外，还必须归咎于以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在该协会带领下，持枪权利的拥护者形成强大的游说力量，为政客尤其是国会议员划出了一道道难以跨越的“红线”。

一些人对美国控枪的前景极度悲观，认为持枪源自美国立国之本的宪法精神，是美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美国民众深入骨髓的“基因”和“信仰”所决定的，即使发生再多枪击案也无法彻底更改。从美国国内的情况看，一步步、一点点加强枪支管控已经无法跟上犯罪分子的脚步和无情的弹药。“让子弹飞”带来的血泪成本以及社会层面的撕裂已经逐渐让美国人意识到，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与弊病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孙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