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14天里，每一天、每个小时都去过哪里？都做了什么？您接触过什么人？当时的情景如何？您记得吗？”这不是刑侦影视剧中的情景，而是上海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二流调队流调员乔鹏每天不知道要重复多少遍的询问。疫情发生以来，他的工作就是对确诊及疑似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作为在防疫一线离病毒最近的“侦察兵”“猎毒者”，乔鹏和同事们全力守卫着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疫情初期，他们遇到的第一位调查对象就让他们很“伤脑筋”。这是一位来自湖北的老人。儿子得了肺结核，老人赶到上海在医院陪护。在一次体温筛查中，老人的体温过高，又因为是从重点地区来沪，很快就被隔离了。由于老人对流调工作不了解，以为要付大额医药费，手机一直关机，不愿意配合流调工作。

为了尽快打破沟通的壁垒，乔鹏和同事们做好防护，与老人面对面地交流交心；细致地解释调查的必要性，介绍国家的费用支持政策，终于让老人打开心结，逐项完成调查。

“要求一个健康的人完整回忆14天内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困难，更何况是出现症状的病例和疑似病例，有时会出现记忆‘偏差’。”乔鹏介绍说，例如，调查对象记得前几天去哪里买菜，却不记得买菜的时候有没有戴好口罩；调查对象记得去过哪家医院就诊，却不记得在医院里的行走路线，去过哪些科室。调查略有延误、稍有疏漏，工作的空白就可能变成引发传染病传播的可怕“火星”。

时间就是生命，流行病学调查，需要争分夺秒，更要深挖每个死角、死抠每个细节，利用专业知识地毯式排查、由点到面询问接触情况，获取调查对象去过的场所、可能接触人员的蛛丝马迹，“烧脑”程度不亚于破案。

1月20日，上海出现第一例输入性确诊病例，乔鹏和身为同事的妻子第一时间退掉了回家过年的车票，至今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从1月20日中午开始，乔鹏的手机就再没设置过静音。在迅速整理出患者的情况，写成数千字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同时，他还要快速把疑似病人微生物样本送回实验室进行检测。在这期间，不能喝水、不上厕所，需要穿上防护服连续工作6小时以上。每次工作结束，乔鹏的防护服湿了一层又一层，解下面罩，脸上被闷得发烫，脸颊上满是勒痕。

在防控重点转为防境外输入后，乔鹏又承担起驻守留验点的工作：改造留验点，划分区域；准备防疫物资，配备人员；汇总入住人员信息；配合样品采集和样品运输；接收反馈和检测结果；指导相关工作人员做好防护……

“航班一班接一班抵达，隔离人员不断被送到点上，只要当班，我们就是没有休息的。同时，还要协调多个部门做好接收、安置、转运等各项工作，对体力、注意力和协调调度能力都是很大的考验。”在留验点，乔鹏和同事一共排4个班次，每班2人，要保持24小时不间断运转。“流调是一个闭环流程，留验点有多少接收，实验室就有多少检测，其他环节也是如此。”

和乔鹏一样，从疫情发生以来，他所处的集体中每一个人都在与病毒周旋、同时间赛跑。

杨浦区疾控中心应急突击队队长徐文倩告诉记者，疫情初始，她在工作群里通知已经放假的队员们“能回来的尽量回来”。同事们都在接到消息后立即响应，并第一时间投入工作。“真的是一呼百应，我平时在群里发红包，他们都没这么快过！”谈起当时的情景，徐文倩还是很激动，“还有一些同事，前一天还在发在老家过年的朋友圈，转头第二天就出现在我面前。”

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青年突击队成立于2015年，由75人组成，其中80%是“80后”“90后”，曾先后获得“杨浦区优秀青年突击队”“上海市青年文明号”等称号。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为突击队打响了实战的发令枪。队员们分散在密接管理组、流调组、样品检测组、样品运输组、消毒组，从疫情初期开始，他们就夜以继日辛勤工作。随着当前防疫重点的转变，他们也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在防控境外输入全流程管理的工作闭环中继续战斗。

“医生用救治减少患者‘存量’，我们让每一个确诊病例都有源头追溯、有轨迹可查，控制患者‘增量’，这是我们疾控流调人员的职责所在。”乔鹏说。

（袁全、仇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