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鹏 张茜喆（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十四亿中国人民众志成城，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了疫情，为世界各国“抗疫”赢得了时间、积累了经验。中国的抗疫斗争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这一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下，我们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在“战疫”过程中、在国际比较下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大疫情的流行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人类社会的冲击。要彻底战胜新冠疫情，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抱定打赢一场抗疫“持久战”的坚定信念。

首先，战疫“速胜论”不可取——这是由病毒自身的生物属性、人类科技发展与疫苗研发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防治的实际需要所共同决定的。现有研究表明，从新冠病毒本身的传染性、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自我变异演化的能力等核心指标综合来看，它可能比此前人类面对过的任何一种流行病毒都要顽固。英国政府已经证实，新冠病毒已经在该国产生变异。这无疑给疫情的防控带来新的挑战。此前也有科学研究表明，D614G的病毒突变会使其入侵人体的“钥匙”数量增加且形态更稳定，导致病毒传染力暴增十倍以上。这意味着，在特效疫苗普及前，病魔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因此，在上述病毒本身极为狡猾、疫苗一时难以在世界范围普及等给定条件下，各国政府和人民只有依靠现有的科学常识、药物储备、社会管理模式，以及政府的责任感与亿万人民的凝聚力，在医院、在市场、在学校、在工厂、在田间、在街头、在山区、在平原上同病毒做反复的殊死搏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去拉锯、去争夺、去镇守、去捍卫。

其次，既然新冠病毒如此强大，如此难以对付，中华文明和人类世界会就此消亡吗？一定不会。尽管新冠病毒在一系列重要指标上的表现与此前人类所熟知的病毒都大不相同，但人类文明历经千年发展至今，早已告别“巫医祝祷”的蒙昧时代。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也曾无数次遭遇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非典等等，但中国没有亡，中华文明也从未间断。大疫之后，在荒芜的村庄里、在寂寥的街巷中、在零落的坟冢旁，又渐渐有了生命的气息，人们重新燃起活下去的热望。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

七十年共和国筚路蓝缕的基础建设，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早已让我们这个民族今非昔比。十八大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在全国人民的热切盼望中，一项项“卡脖子”的技术瓶颈被中国科研人员突破。尤其是医学、病毒学、免疫学等领域，中国的科学家们和众多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生、护士们携起手来，用智慧与汗水铸就了保卫十四亿人民生命安全的医护长城。

然而可忧的是，如果说，当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经历无数挫折、反复与讨价还价后尚且勉强得以建成，那么今天，即便当病毒已经在全球造成数千万人感染、数百万人死亡的惨剧后，仍不足以唤醒某些西方政客作为“人”的起码良知。

历史学家抱怨道：“人类从历史中所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从不吸取教训。”在七十年前与七十年后的时空变换中，纵然场景不同、事由各异，但机会主义、侥幸心态、甩锅他国、祸水东引、捏造事实、问责索赔的丑剧却一如既往地一一上演。在法西斯羽翼未丰，只敢进攻个别小国弱国时，西方列强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绥靖主义的大旗。当侵略者对苏联磨刀霍霍时，竟有西方政客拍手称快。当疫情袭来，也有西方政客一脸高枕无忧状地说“病毒只感染亚洲人，不会攻击我们白人”，甚至对媒体脱口而出：“这有利于产业链回到我们国家。”历史如此惊人的相似，剧本无非换了角色，但剧情却惊人相似。今夕比照，时空错乱，怎不令人唏嘘扼腕？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凶残狡猾的病毒面前，国不分大小，人无分肤色，都是同胞兄弟，皆有守土抗疫之责。那些所谓社会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在抵抗病魔所造成的共同威胁时，都是次要因素。任何有起码历史责任感与作为人类一份子之良知的政治家，都应该且必须拿出足够的担当与智慧，去管控彼此间的分歧，然后本着求同存异、共赴国难的共同体精神率领人民去应对，去作战，去捍卫人类的尊严。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如果各国、尤其是大国不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继续甩锅拆台的戏码，人类文明将面临灭顶之灾。然而，生命又是顽强的，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关照彼此，齐心战疫，那就一定能够夺取这场持久战的彻底胜利，并以此为契机，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编辑：王辉 周凤梅)

（王 鹏 张茜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