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里，世界一直相信西方民主是经济成功的关键，市场经济与民主密不可分。冷战结束后，美国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府的终极形态，不可能再有比自由民主更先进的制度可供选择。然而，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宣扬的神话不过是昙花一现。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迅速成为不断崛起的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已足以证明福山论点的谬误。
在加入世贸组织20年后，中国仍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并在疫情之下再次证明了自身经济实力。2020年，中国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令饱受疫情蹂躏的国际社会侧目，然而中国的成就却成为某些国家的眼中钉。
西方将民主作为政治武器
新冠疫情之下，中国的抗疫物资、新冠疫苗以及疫情防控经验在全世界广受青睐，国际影响力也随之日益增强。这让一直沉迷于将中国想象为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美国，愈显忧心忡忡。中国响应国际抗疫协调合作的号召，美国却故意将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曲解为向其他国家输出“威权”的治理模式。美国总统拜登甚至将两国关系描述为“自由民主与威权主义之争”。此举无异于为意识形态的对抗呐喊助威，同时也印证了美国一直在搞零和博弈。更糟糕的是，美国重拾冷战时期 “威权主义”的标签，妄图藉此让国际社会孤立中国。披着民主外衣的所谓“反威权主义”政治论述，已经成为了汇聚美国及其盟友纠众污蔑中国的号角。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而非某个国家的专利，同时更不应该沦为满足或扩张一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武器。任何政府都无权以民主为名，将其推崇的规范与政策强加给其他政府。民主是政体的其中一种选项。它让民众以自己的意志选择适合本国的治理模式，从而更好地增进民众福祉。这种愿望可以通过在相应的选举制度下选出的立法代表得以实现。
多年来，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了西方提出的政治制度定义和规范，普选和具有“制衡”机制的多党选举制度被吹捧为民主的基石。然而，民主从来就不是同质的，“一刀切” 模式当然值得商榷。而西方民主模式更不是解决所有治理问题的灵丹妙药。
西方“一人一票” 选举制度并非没有缺陷。在许多每逢四至五年进行一次多党选举的国家、尤其是采用 “最高票者当选制”者，选区划分中存在的不公平仍然是需要解决的常见缺陷和关键问题之一。
当选区的划分出现了偏向某些政党的不公正问题，那么“一人一票”的实质意义将大打折扣。它会导致得票率与席次比例不符的异常现象，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很容易被识别。比如说，一个政党的得票率低于60%，却在议会中获得超过2/3的席位，这就是典型选区划分不公的舞弊，扭曲了民主的真谛。
尽管西方的 “一人一票” 制度重视选举权，可选民对国家治理的参与却仅限于选举的过程。选举后的政策制定几乎由议员垄断，其中一些议员可能是缺乏行政经验和知识的新手。毕竟，现在民粹主义已经成为选举中的关键因素，“任人唯贤” 的标准早已束之高阁。
中国治理展现更强包容性
这种现象在奉行西方民主选举的国家已日趋普遍，成为了常态。目前，推崇多党选举制者唯一引以为荣的，恐怕就只剩 “制衡”机制了。在 “制衡”的名义下，不同政党议员之间的抬杠、对峙主导着议会的辩论。这已是司空见惯的常态，尽管它毫无积极性可言。或许，制定“制衡”机制的初心，用意良善，意在防止滥权。然而，随着政党利益备受重视的程度已驾凌于国之大事，为鸡毛蒜皮的政党利益而在议会争得没完没了的现象已愈趋常见。这对国家治理是莫大的讽刺。当理政议事受到干扰，国家受到伤害自不在话下。在英、美两国国会，冗长发言刻意阻碍议案通过并不违规，可它却是以浪费纳税人的钱为代价。
在两院制的立法体制下，这种负面影响进一步受到凸显。由于两院都赋有就同一法案各自表决的自由，因此议案获得单一议院通过，却受到另一议院否决的现象并不罕见。很多时候，这纯是朝野双方基于政党利益的博弈手段。
就以美国两党对参众两院控制权的激烈斗争为例。由于两党在两院都没有占据绝对多数，以致都没有绝对信心让己方提出的法案获得通过。即便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法案，也需要两党达成共识才能最终通过。
中国的迅速崛起，固然让美国议员引为大患，同时成为了两党达成共识的唯一动力。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要让国会同意为基础设施建设拨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利用美国对中国在多个领域赶超自己的恐慌心理来实现。讽刺且矛盾的是，被美国视为挑战的中国，竟成为美国重建年久失修基础建设的动力。
美国政客对华的焦虑，尽管不宣诸于口，其实际存在却昭然若揭。在夸夸其谈的背后，两院制国会对“制衡”的无原则滥用，导致了该机制成为获取拨款的最大障碍，即便在紧急情况下也不例外。
相对的，尽管面对西方国家的诋毁和妖魔化，中国仍然聚焦于推进国家发展，并扩大在全球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基于对中国治理体系的偏见，妄称其实行 “威权统治”，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成功，当然更不会给予公正的评价。西方凭借其主导国际媒体话语权的绝对优势，一直将中国描述为不愿推行西方多党选举制度和“制衡”机制的专制国家。然而，一个“威权政府”如何能在几十年内获得公众的压倒性支持？西方似乎无法自圆其说。
西方囿于傲慢与偏见，对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协商原则视而不见。中国的政治协商原则与西方民主中的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形成尖锐的对比，后者虽然有提出异议的自由，但其决策结果却是“赢者通吃”，根本不去考虑多数票和少数票之间的比例差距。相较之下，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展现出更强的包容性，其决策过程可以容纳不同观点。
值此即将迎来一个多极化新时代的当儿，在不同意识形态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是可以预见的。我们应该以宽容和包容的态度来接纳这种多样性。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民众的选择。人们对治理体系的满意度是衡量一国治理能力的最佳晴雨表。
（作者系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下议院前副议长、前交通部长翁诗杰）
（翁诗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