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对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作出最新部署。一年之计在于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为2023年经济工作指出了重要发力点，更是在新年伊始提振了各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预期。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深刻理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逻辑，对全国抢抓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十分重要十分关键。
首先，如何充分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
继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后，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这里，可以基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来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
短期来看，传统发展格局难以应对全球形势变化。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的出现、新兴经济体竞争加剧以及大国经济博弈下科技创新重要性的凸显，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世界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我国迫切需要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新格局。
众所周知，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全球化的浪潮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纵观历史可以看到，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与全球化的浪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化的趋势开始进入加速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点正好顺应了全球化浪潮，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巨大的市场规模吸引着发达国家的潜在投资者。
在全球化浪潮兴起的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矛盾尚未充分显现。在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WTO并签订《中美贸易发展框架合作协议》，进一步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好。通过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本不足的缺陷，通过对外贸易驱动国内工业发展，通过引进技术进而促进技术升级。世界经济环境为我国扩大投资、经济增长提供了供给和需求方面的支持，也正是这个时期，我国传统经济模式创造了“中国奇迹”。
但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几年又经历世纪疫情叠加地缘政治冲突，“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可以这么说，“逆全球化”改变了我国投资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生存环境。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经济“逆全球化”使得国际范围内的贸易争端和投资壁垒不断加剧，以及美国制造业回流进而制约传统外资利用型经济驱动方式的增长潜力。
长期来看，传统增长模式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伴随过去4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一，步入经济大国行列。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依靠的是资源等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这是不可持续的。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在过去的40多年中，我国凭借工业成本优势确立中国制造的全球地位，但产品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低端制造环节，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两端。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中国制造的传统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出口加工贸易逐渐由我国的东南沿海转向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随着发达国家吸引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不断明显，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迅速增大。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对外依赖较大、经济结构失衡、潜在风险加大等问题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并伴随着外部压力增大逐渐积累加深，日益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
从国内经济结构看，粗放式发展模式积累了大量结构性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与区域结构等方方面面，随着问题的凸显，经济增长空间逐步受到压缩。经济增长空间的压缩表明，传统数量型高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在这种情况下，亟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刻不容缓，是大势所趋。新发展格局区别于以往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党中央根据当今内内国际形势、新发展形势、新历史任务做出的重大长期战略决策，从以往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战略过渡到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主要目标的战略。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题中之意在于实现经济循环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端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供求动态均衡。
第二，面对不断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我国经济亟需改变原有的“两头在外”的出口型经济格局。我国需要及时转入消费型社会发展模式，利用国内大循环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
第三，从长期来看，全球化趋势亦是不可逆转的，所以需要国际市场、资源优势来弥补各自发展缺点。
综上所述，这正是为什么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循环为主、打造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为出发点，主要就是为了优化要素，改革供应，挖掘需求的潜力。
其次，如何深刻理解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战略基点是坚持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统筹协调、有效协同，新发展格局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扩大内需是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潜能，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为做好应对国际市场萎缩的防范，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便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
从投资需求看，2015年以来，我国工业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18年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达23.47%，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已超过30%。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均超过50万亿元，但是优质的投资需求不足，表现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都与世界前沿存在着较大差距。当前我国仍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完全有条件在未来释放出大量的投资需求。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5亿，占比60.60%，未来仍有巨大的空间释放“人口红利”。当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内消费品市场。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大。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解决好人民群众的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这样才能充分释放消费需求。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之一是打通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这就意味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
第一，无效供给得不到消化和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缺乏有效供给。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供需结构的失衡主要源于低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资源大量被配置到那些市场无法消化的生产体系之中，形成了无效的供给和过剩产能，而那些市场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形成供给的短缺。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归根到底是由于机制的不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破除体制机制的不畅，对于无效供给予以破除，释放出更多资源用于创造有效供给，从而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
第二，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重要原因在于高昂的生产成本。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中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土地红利、外贸红利逐渐变弱，实体经济的“硬成本”不断上升，进而为“软成本”的下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尤其是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涉企收费，降低用能、物流、融资等成本。从客观看，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和实体经济成本过高有关，应进一步通过改革实现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也要破除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扩大内需”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发展格局战略方向，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科技创新是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从世界经济大国博弈的历史进程看，科学技术是国家经济竞争占领先机、赢得优势的关键因素。科技创新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既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摆脱西方国家“卡脖子”、提高国际竞争主动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本和技术约束。当时，我国整体的发展程度较为落后，技术水平距离世界前沿面的距离较远，与发达国家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能够通过技术引进在一定范围内快速实现技术进步，同时，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形成后发优势。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水平距离世界前沿越来越近，成本优势开始凸显，与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的利益冲突逐渐增大，政治矛盾难以调和，技术引进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如果自主创新能力得不到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那么国内大循环的构建也就无从谈起。而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着力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创造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动的体制环境，打破传统增长模式对企业创新积极性的束缚，实现科技创新由引进吸收向自主研发为主的根本性转变。
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不同于以往针对某个产业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它是系统而整体的发展格局，以经济社会中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的互联互通为前提，通过国际国内双循环联动，实现国民经济“大循环”的一个有机整体。
从经济循环系统的纵向角度来看，新发展格局保障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畅通。在生产环节上，制度、技术、成本等方面的制约得到减少和消除，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在分配环节上，则通过更加合理完善的收入分配体系促进生产、消费等环节的畅通。流通环节的重点是打通生产、消费的中心环节，发挥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在消费环节，我国当前的消费率水平仍低于同期同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需要降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信息不对称和着重创新消费服务模式来释放消费潜能。
从经济循环系统的横向角度来看，新发展格局保障了产业、地区间供给和需求的畅通。在产业间，当前我国存在着产能过剩和产能短缺并存的失衡现象，一些传统产业的产品无法被市场完全消化，而许多高质量的传统产品等又普遍无法满足人民需求，市场潜力无法得到有效释放。新发展格局则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有效调节产业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减少低端产品的无效供给，解决高端产品的供给不足的市场矛盾问题，使资源在产业间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在地区间，破除了地区间的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障碍，有效解决了因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就业等原因而采用的“画地为牢”等扶持模式所导致的重复建设、产业同构从而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的问题。实际上，产业、地区间的供需失衡问题归根到底是要素配置问题。
目前，我国在不同维度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要素配置扭曲，引发了大量的生产效率损失，根本原因仍在于尚未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而新发展格局从国民经济整体“大循环”规划，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要素配置，从立体的角度解决供应链不畅通，不断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从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最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应重点处理好两对关系
一是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发展和安全要同步推进。
首先，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安全发展是基于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国际环境和新问题提出来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产业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等各方面的挑战，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始终存在忧患意识，树立安全发展的基本原则。
其次，没有发展的支撑，安全则难以保证。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坚实的发展成果是确保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后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可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二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非单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非仅注重实施更高水平开放，而是要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参与国际大循环包括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基础和前提，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大循环是更好地实现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首先，绝不能将新发展格局理解为完全封闭的内部循环。畅通国内大循环，尤其是在国内大循环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开放发展模式。推动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依托内需潜力的发挥，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好地联通国内和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使发展更强劲、更可持续。
其次，完全依靠参与国际大循环是不可持续的，进一步参与国际大循环需要依托畅通国内大循环培育竞争新优势。对于开放型经济大国而言，不以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为基础，就难以实现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需要有内生的动力系统加以支撑并内生地培育出竞争新优势。中国需要在不断释放内需潜力过程中，内生地推动技术进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变革和优化，从而培育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融入国际大循环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既是夯实国内大循环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要物质基础的必由之路，也是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系统的必由之路，更是强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制度保障的必由之路。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年，是全力拼经济、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我们坚信，风雨过后必见彩虹。
（作者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 王彤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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