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佩洛西窜台导致两国战略互信的基础被进一步削弱。尽管中美领导人巴厘会晤给两国关系带来缓和的信号，但此后中美关系并未止跌回升，官方交往和沟通水平跌至历史性低谷。国际社会的多数反应是中美关系不能再坏下去了，中国领导人表示搞好中美关系是一道必答题，而“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显而易见，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不仅迫在眉睫，更要坚守中美之间早已达成的涉台问题原则。美方一再声称要对新时代中美关系设“护栏”和“托底”，但其涉台行为所交出的答卷却是“南辕北辙”，根本原因是仍然企图主导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幻想以其“实力地位”干涉中华民族统一进程，拒绝用平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与中国合力稳定台海局势。

然而，时势转换，变局因然。美国要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首先，稳定而不是搅乱台海局势符合美国自己的最大利益。这里所说的“稳定”，当然不是美国继续操纵、控制和利用台湾同大陆逆向而动的“障眼法”，更不是给明、暗两种“台独”倾向助威打气的各种政治、外交、军事上的“擦边球”。在中方看来，美方不断玩这些危险的把戏就是掏空三个“联合公报”所设定的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就是“逼上梁山”，迫使中方加速进行非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统一的准备，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作出极限反应。美国不少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一部分好战分子愿意冒险，主张同中国对决，另一部分理性的人们懂得战争的巨大风险，不赞成冒险。现在的问题是前者似乎站在“政治正确”的一边，话语上压制理性声音。所以，美国当局要充分意识到事实上存在越来越大危险性，拿出一定的魄力和政治资源来扭转当前的态势。一方面，要加紧重建中美战略沟通对话机制，通过与中方的良性互动来改善和凝聚国内新的对华认知，另一方面要相应改变外交姿态，管住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给恢复中美正常交往营造必要的氛围和心态。

其次，稳定台海局势符合亚太地区和平与世界发展的根本方向，这实际关乎在后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的选择问题，自然要求美国“站在正确的一边”。大国之间的竞争固然不可避免，但选择以什么形式、什么代价和后果来进行竞争则是可能的，中美两个当今世界大国也必须对此承担和展现相应的责任、风险与智慧，而目前的挑战在于双方处置台海局势的底层逻辑和规划方向发生了根本矛盾。1972年的时候，美国急于从越战脱身，其内外政治需要都与“接触中国”政策相向而行。如今，美国则急于压制中国的崛起，其国内政治与对华关系的实际利益遭到严重扭曲，似乎又回到1940年代末那个失落的窠臼中去了。笔者参与过中美学者对危机管理历史经验的联合研究项目，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失败感的极端反弹导致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犯下在东亚地区推进两场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局部热战的重大失误。中方对于两国交战经验教训的认识是清醒、客观和全面的，其决策既受古来有之的“慎战”、“师出有名”等思想的深刻影响，也保持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与对外战略思想，比如奉行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本立场，讲求顺乎客观情势和国际道义的“有理有利有节”策略原则，“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的军事学说等。基于中美之间的上述差别，有必要在此强调：一是若美方不加警惕，对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正面资产挥霍无度，只是一味要求中国忍气吞声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那什么“护栏”“规则”都将无从谈起；二是中美双方都要看到，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反对两个大国搞对抗。谁带头破坏台海稳定，谁策动地区战乱，谁引发历史倒退，谁就将失道寡助，最终陷于彻底的失败。当今军事技术发展确是颠覆性、超越性的，但决定战争胜负的仍然还是人的精神（即正义性、合法性与必要性）。

再次，要特别重视社情民意的支撑力度与韧性。对于台湾问题，中美两个社会的认知程度一直存在巨大反差。中方坚持两岸关系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部干涉，这一说法延续七十多年，它不仅源于《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也在包括与美国等世界各国建交原则的实践中得到强化。中国公众对于台湾问题的法理认知也由此不断得到强化，佩洛西等美国政客粗暴挑战这些法理常识的做法则在客观上帮助中国进行了相应的民意动员，这也使得中国政府必须坚守相关的政策“红线”，而不能像有些“善意”人士呼吁的那样，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后退半步。反观美国，绝大部分百姓并不关心台海局势，甚至连台湾在哪里都不太清楚。美国政府要在台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开启冷战或热战，其民意基础很难持久，最终是要遭到美国人民唾弃的，其生计和出路也会很惨的。当年麦克阿瑟、杜鲁门、约翰逊等人的前车之鉴，当下的美国政客、精英们不仅要补课，而且要深刻汲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学者 吴白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