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对中国参与“朝鲜战争”进行“抗美援朝”持有疑问,即:中国为何要参与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国用如此大的牺牲换来的结果值得吗?中国是胜利者吗?即便是胜利也是“惨胜”,等等。尽管这些发问本身似乎并无大问题,但如果将历史的指针倒拨回当时的年代认真思考,同时看看战后的情况,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就十分清晰。
首先,中国是被迫参与了一场保卫和平的战争。实现朝鲜半岛统一是北南双方的共同意愿。按理说,战争返至发起的北纬三十八度线即可停止,通过建立缓冲区或非军事区恢复和平。然而,战争却不仅发展到中国边境,且边境城市也遭到轰炸,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其和平受到了严重威胁。此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给予援助。因此,中国决定参战是被迫为了保卫和平的正义之战。事实上,即便回溯历史也可发现,中国从来就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事,因为作为紧邻,战争产生的外溢效应会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带来各种不利的影响。因此,即便在战争爆发后讨论是否参战问题上中国高层也存在着严重的争论和分歧。毛主席经认真分析说出那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后,人们才意识到参战对于维护和平的重要意义。战争也最终证实了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的战略判断。
其次,无论是从实力对比还是战争结果看中国都是战争的胜利者。由于战争最终以签署停战协定结束,回到了以“三八线”划分南北朝鲜的战前状态,因此,很多人认为战争算是打了个平手。这样的认知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与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上的差距是巨大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是大致从中朝边境开始的,并一度抵近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即便最终以“三八线”作为停战的分界线,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至少向前推进了约300多公里。再者,从伤亡总数上看,依据官方数字,中国阵亡人数约19万人,即便加上朝鲜的阵亡人数21.5万,总计约40.5万人。而对手的阵亡总数则为45.2万人,其中美国和韩国就高达44.9万人。这样一算,谁是战争的最终的胜利者,不言而喻,甚至都不能用“惨胜”来形容,尤其考虑到武器装备的巨大悬殊,完全可称之为“完胜”。
再次,战争不仅打出了中国士气更赢得了战后的和平环境。“朝鲜战争”爆发后,当“联合国军”准备越过三八线向北继续进攻时,中国政府不断发出警告。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警告美国当局:“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然而,这些警告都被美国判定为是虚张声势的“外交讹诈”。因为美国政府断定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与以自己为首的强大“联合国军”进行武力对决。然而,最终中国人民志愿军用勇敢的精神和优良的战术将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接近“三七线”,并签署了停战协定。更为重要的是,停战协定的签署,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缓冲空间。众所周知,就地缘政治而言,地理上的隔绝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意义。试想,如果没有打赢这场战争,在冷战鼎盛之时,美国陈兵鸭绿江边,苏联陈兵中国北部边界,仅就我东北地区而言,就将面临着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
因此,仅从以上三点看,中国尽管被迫参与了73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战争,但用巨大的牺牲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不仅捍卫了中国的和平,也对后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契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场立威之战,就很难有后来苏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援助与支持,而在冷战盛期,中国就会被认为是“软柿子”,极可能遭遇入侵或军事打击。
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要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是要感谢当年中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真正形成了“免得百拳来”的和平局面,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赢得了地缘政治缓冲空间和发展机遇。二是要感谢并缅怀当年参与抗美援朝的中国勇士们,其中包括志愿军和普通民众,没有他们的牺牲精神和机智勇敢,就不可能在武器装备和后期补给远输对手的情况下,打赢这场保卫和平之战,使中国扬名立威于世界。
同时,这场抗美援朝战争迄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尽管中国具有良好的和平基因,但当中国的和平受到威胁,敌人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之时,中国人民从来都会勇敢迎战,并通过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英勇的作战最终赢得战争。尤其是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一些国家通过编造“中国威胁”来毒化中国形象,并对中国围堵威慑,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国际战略环境下,尽管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方针,但当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抗美援朝精神就应该成为激励人们保家卫国的动力源泉。这就是抗美援朝的伟大现实意义。
(刘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