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米达·阿里沙赫巴纳，外交部原副部长、原驻美大使崔天凯，亚洲协会董事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荣誉主席约翰·桑顿，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荣誉校长马克·莱顿，美国州立法领袖基金会主席史蒂芬·雷吉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薛澜，加州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罗伯特·赫兹伯格发表了主旨演讲。论坛主旨发言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林晨主持。

专题研讨一由论坛总策划人和总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教授王莉丽主持。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中西对话项目主任科林·布莱特福德，外交学院院长王帆，耶鲁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濮德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勇，中国日报编委、评论部主任邢志刚，美中合作基金会主席约翰·怀特，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美国华美协进社首席执行官葛晓初，喜马拉雅共识研究所创始所长龙安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舆论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相德宝参与研讨。

王莉丽指出，经历了全球疫情和中美关系的低迷期，中美关系开始在今年上半年逐渐有所回暖。11月中旬，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给动荡的世界注入了稳定和信心。为了更好推进中美公共外交，我们需回顾历史，探讨可借鉴的经验、面临的困境，以及解决的途径。旨在加强彼此的理解，促进中美共识的达成。

科林·布莱特福德认为，人文交流对理解不同文化的观点至关重要。海外生活经验能让人们意识到，不同国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何不同。这种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应当被纳入中美关系的整体思考中，文化也应更多地融入公共外交、地缘对话和政策谈判中。同时，多元主义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元素，各国应依托G20平台，开展更多文化和文明交流，实现地缘政治的积极变化。

王帆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大国关系趋势性紧张”的历史转型期。中美双方应基于共同利益出发，不应以对方的失败为成功之基。中美之间的共同威胁大于国别间的威胁。双方应超越彼此威胁，携手应对共同威胁。中美关系的发展需基于对等性和互利性，保护彼此的投资和利益，不应将合作成果作为要挟手段。

濮德培认为，中美公共外交问题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中美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公共外交的影响。中美关系中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外交家的个人魅力或民间文化的深入人心都可以很大程度上转变两国之间的公共关系。同时，公共外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真诚，这种真诚可以有效助推政府间外交。

周勇表示，当今国际传播实践逐渐偏离交流互鉴的初衷，市场机制可能导致国际传播中的不平等，边缘化小国和非主流媒体的声音。自发秩序可能带来多样性和公正性问题，并在处理国际传播中的多元性时表现出更多局限性。因此，考量中国式现代化在内的各国新实践和新理念，构建一个更加平等互利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成为一种必要和可能。

邢志刚表示，虽然中美脱钩断链的风险在近年来外溢至媒体和人文交流领域，但二者利益紧密交融的现实并未改变。中美制度不同、文化各异，但并不意味着两国就必定会走上文明冲突的道路。双方应更多分享和交流彼此的思想观点，通过平等对话消除理解、认知和信任赤字，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约翰·怀特认为，旧学派秉持的中美关系意在让中国接受美国核心利益，忽视自身利益。相反，新学派强调中美关系在新时代的互利共赢与和平共处，在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方面有助于达成共识。在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新学派旨在为中美两国提供一份全面协议，以避免军事冲突，并解决传统中美关系模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贾庆国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民间交往日益密切，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撑。但近年来，两国交往对人文交流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双方在人文交流上可能存在过度安全防范，法律和政策模糊不清等问题。因此，要提高中美在经济发展、和平相处上的认识，采取适度安全防范，明确法律和政策执行细则，缓解签证难和机票贵等问题。

周庆安表示，媒体在重塑公众对彼此认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却被低估。目前，公共外交运用媒体的目的更多倾向于解决问题，而非培育共识。因此，中美需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探索媒体叙事新领域。在全球化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未来叙事将更多基于风险社会，双方应强调共同挑战和风险认识，为双边合作奠定基础。

葛晓初认为，美国华美协进社成立于1926年，初衷是促进美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帮助在美中国留学生。华美协进社长期致力于推动中美民间交流、促进人文教育，为在美中国留学生提供中国文化课程、举办艺术展览等。尽管中美关系面临挑战，但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共同携手，必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龙安志表示，沟通对话，让彼此理解对方至关重要。中国日报制作的电影《寻找功夫》不是关于竞争，而是探索共同价值观。功夫电影受到美国人的喜爱，正是体现了正义和公正的共同价值观。中美价值观虽有不同，但仍存在许多方面的共识。各个国家可学习中国的中庸之道，寻求阴阳和谐。

相德宝认为，在社交媒体时代，美国中国通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涉华舆论网络，在信息流动、研究共同体构建、塑造美国对中国认知、影响中美关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加强中美高端智库和专家的交流，培养新一代的美国中国通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美国“中国通”应理性建言，为树立正确的中美人文交流做出贡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巴西瓦加斯基金会会长高文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埃及外贸部首席经济研究员希沙姆·梅特沃利、杜克大学教授高柏、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聂军、前美中贸易委员会会长罗伯特·柯白、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共同参与研讨。专题研讨二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青教授主持。

陈文玲认为，中美冲突与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去年全球实施了近3000项贸易限制措施，几乎是2019年的3倍，这些措施对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之间需要加强合作，利用经贸联系维护世界经济和平发展大势，利用货币政策维护全球宏观经济的协调稳定，实现中美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畅通，续签中美科技合作。

高文勇认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世界受到了疫情、气候变化、技术变革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并列下了深深的伤疤，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应当思考如何应对人类社会的燃眉之急与长久挑战。中美关系亟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搁置分歧与矛盾、弥合文化上的区别、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平等交往，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维护和秉持多边主义。

刘俏表示，目前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占比43%左右，如果两个国家在经济往来上不通畅，那么全球经济的复苏将受到诸多制约。中美两国面临着共同的议题与挑战，即如何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提升工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跨境绿色投资则可以成为新的发展机遇。中美两国未来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治理结构方面形成新的抓手，实现经济层面的新交流。

希沙姆·梅特沃利认为，美国在一战以前就一直在扮演着“上帝之手”的作用，将自己对于经济和全球治理的想法向全球推广。但美国社会并不是非常团结，美国人民和政府的想法并非完全一致。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使得全球各国深受其苦，而拜登政府也并未脱离此道路。面对这种情况，全球社会应当共同努力，着力解决全球通货膨胀上升、贫穷人口增加、战乱频发的发展难题。

高柏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属于三个历史周期的合流共振，其中包括全球化钟摆运动开始向逆全球化的阶段发展、霸权更迭周期与中美关系出现的紧张和科技革命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力量对比。霸权国与新兴强国的战略互动是引发战争的重要危险，中美两国应当重返对等原则和发展产业内贸易，并沿着这一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去思考潜在的解决方案。

聂军表示，全球经济增长由中美两个大国携手共同推动。作为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均不相同的两个最大经济体，中美是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紧密相连，一直扮演着相互扶持、共同稳定全球经济的角色。中美两国应在尊重彼此安全关切的条件下管控分歧、谋求协作、联手带动全球经济重回正轨。

罗伯特·柯白认为，文化的交流与青年的交流是中美公共外交的重要一环，“如果将文化比作一张毯子，将所有的矛盾都裹在里面是不可行的”，中国需要对于公共关系做出更加清晰的表达，美国也需要更加了解中国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关系。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性需要不同渠道的更多交流，汇聚涓滴的努力来阻止潜在的对抗，而不是最终形成一个螺旋型的冲突轨道。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认为，香港目前受到国际地缘政治以及中美之间的很多政策影响，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由于政治体系的不同，美国能够达到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却忽略了许多中长期的挑战，而中国则在“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共同富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因此，中美双方需要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相互借鉴学习，以及对于科技领域与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与竞争展开思考。

论坛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教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霍颖，中国日报评论部言论室主任、高级编辑朱萍，分别代表此次论坛的三家主办方进行总结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