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当前，东北亚正在成为大国博弈与秩序重构的焦点，历史问题难以解决，现实矛盾不断涌现，地区形势复杂严峻，安全风险明显加大，中日韩三国关系也面临重重挑战。然而，面对地区局势的紧张动荡，中日韩更需要建立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发挥经贸合作对政治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作用，让三国关系重回正轨，助力地区局势的缓和与稳定。

中日韩加强合作符合三国共同利益，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中日韩三国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具有进一步发展潜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中心向东方转移，中日韩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形成了紧密的东亚生产网络，共同构成亚太产供链的重要链条。三国间产业分工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产业内贸易日益普遍。中国在加工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而日韩在机械与关键原材料领域优势突出。

中日韩合作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区域内贸易方面，虽然三国间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紧密，但区域内贸易占比并不高。2023年中日韩三国间贸易总额为7068.2亿美元，小于中国与东盟间贸易（9117.2亿美元）。在区域内投资层面，中日韩三国在世界投资中占比小，区域内投资发展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医疗养老、财政金融等领域，中日韩合作需求大，互补性强，可望形成新的合作增长点。日韩在医疗康养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技术，能够与中国“银发经济”市场深度融合；中日韩在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方面有共同需求，能够开展完善国际支付结算体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合作。

中日韩高层对话机制为推动三国合作提供了重要引领与规划平台。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东盟与中日韩10+3对话框架，多年来它积极推动了三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在2019年于中国成都举行的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共同发布“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并通过了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三国一致认为，需要倡导开放共赢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构建可预期和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此外，中日韩在外交、科技、信息通信、财政、人力资源、环保、物流、文化等领域建立了21个部长级会议机制，负责相关政策规划和协调。

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也使中日韩扩大合作面临重要契机。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这意味着首个可以在中日韩之间适用的区域性自贸协议由此诞生，成为三国经贸合作的首个制度性安排。借助RCEP，中日韩合作可以实现制度性突破，明确原产地规则，简化海关程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削减企业交易成本。RCEP不仅有助于促进三国间贸易与投资的扩大，而且能推动三国间产供链合作，提升区域内贸易水平。RCEP由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导致自由化和规则水平受限，需要构建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自由贸易协议。而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今后可以考虑在RCEP的基础上，推进三国自由贸易区（中日韩FTA）谈判。

除经贸合作外，中日韩还应加强人文交流，夯实扩大合作的民意基础。中日韩三国都深受儒学思想影响，拥有相似的文化价值观，三国应重视通过社会、文化间交流增强三国民众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巩固价值基础与情感认同。三国应强化文化交流顶层设计，继续完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签订社会文化交流合作协定，根据各国优势资源明确规划三国间人文合作框架。三国应构建多维度、宽领域的国际人文交流平台，促进政企研各界交流与思想碰撞。如持续推动各界人文交流论坛、政策对话、代表团考察与互访等，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等人才培养合作等，探讨便利人员往来政策。

中日韩还应强化对话机制建设，深化彼此互信。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地缘政治卷土重来、世界经济碎片化、全球供应链分叉加剧、特别是美国战略因素，均深刻影响着三国关系。美国鼓励盟国在其地区战略中发挥作用，加剧了亚太格局的“两个集团化”趋势。拜登政府意图一边管控中美冲突风险，一边利用多边制衡手段，调动盟友力量展开对华竞争。这不仅使中美关系对抗性上升，也对日韩的战略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此背景下，中日韩急需强化磋商与对话机制，以凝聚共识、深化彼此互信。三国应推动高级别政府磋商的常规化、定期化，为此可在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下设专项工作组，对涉及三国的双边及多边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地缘政治、政局变化等风险提供必要预警，加强对三国合作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益保障。

青年是中日韩三国、东北亚地区未来的希望所在，三国应将推进青年群体国际人文交流提升至战略高度，持续优化、细化青年交流主题、受众与规模，面对不同年龄、业别、性别群体设计不同类型交流项目，持续开展多形式、多主题的交流互访活动，提升青年人文交流项目的可持续性与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