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数字贸易正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凭借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持续拓展数字贸易版图，展现出强劲韧性与全球竞争力。但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数字贸易赛道上，如何破局突围、抢占发展制高点？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潘越3月5日在《中国日报》发文指出，中国需要多维发力推动数字贸易结构优化，塑造数字贸易增长新优势；持续完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多措并举消除新型数字贸易限制，为数字贸易赢得发展新机遇。

文章指出，我国数字贸易整体规模持续扩大，发展优势突出。在数字产品层面，数字文化、数字游戏、网络文学等数字产品的内容质量不断提升，例如，国产数字游戏《黑神话：悟空》一经发布即位居Steam全球最热门游戏榜首。数字技术贸易发展势头强劲，以软件、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核心的信息通信技术贸易迎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数字贸易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改革创新力度持续加大。2024年4月，商务部印发的《数字商务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中首次提出“数商兴贸”行动，强调建立健全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开展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推动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202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进一步规划了数字贸易的发展路径，分别就支持数字贸易细分领域和经营主体发展、推进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完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强化组织保障四个方面提出十八项举措，持续促进数字贸易改革创新。2024年9月25日至29日，我国成功举办第三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加快成果落地，进一步强化数字贸易的创新引领作用。

文章提出，随着数字贸易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数字贸易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具有强大的技术底座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我国数字贸易仍面临着数字化交付贸易结构失衡、数字贸易治理能力有待提升、新型数字贸易壁垒明显等问题。一是以外包为主体的ICT服务贸易模式，反映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同时高附加值服务贸易规模较低导致整体贸易结构有待优化；二是随着数字贸易服务模式愈加丰富、场景愈加多元，对政府数字贸易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且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仍相对有限；三是数据本地化存储、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以及互联网服务壁垒正在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贸易壁垒，增加了数字贸易的运营及合规成本。未来，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仍值得思考。

文章建议，第一，多维发力推动数字贸易结构优化，塑造数字贸易增长新优势。首先，重点布局数字经济底层技术研发，降低对国外关键核心技术的依赖程度，例如加大全球数字经济领军人才引进力度、重视本土数字化人才培养、加强对数字技术基础学科的科研资助。其次，加速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数字产品服务出口给予补贴或税收优惠，强化对数字领域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政府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着力培育一批信息软件、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推动数字贸易结构向高端化转型。

第二，持续完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首先，应筑牢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和维护数据安全的制度屏障。持续加速推进数字权益保护、数据交易规则、数据流通体系、数据安全监管等法律法规制定；与此同时，加快健全数字贸易统计监测预警体系、完善数字贸易跨境业务风险防控体系，为数字贸易发展保驾护航。其次，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制定和治理体系完善，打破少数发达国家对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的垄断局面，提升我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第三，多措并举消除新型数字贸易限制，为数字贸易赢得发展新机遇。数据信息的大规模流动是全球数字贸易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数据信息的限制规则虽然是保障国家安全及公民隐私的必然要求，但一定程度上也为数字贸易发展带来挑战。因此，须进一步优化跨境数据流动机制，以实现安全和发展的平衡。首先，支持引导先进加密技术和隐私计算技术研究，对数据进行安全分级管理，在保障数据传输及存储安全性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共享分析，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其次，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进程，设置数据跨境流动试点，着力消除信息孤岛现象和数据流通障碍，促进数字贸易便利化发展；最后，应深化多边合作、加强国际对话，完善数字贸易协作框架，推进数字贸易认证体系建设，增强政策协同及技术合作，降低数字贸易的合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