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建党100周年（2021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和内涵变化分析
（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发生很大变化
1．从国际客观条件看，我国发展既面临新的有利条件，也面临新的不利条件。
（1）新的有利条件
首先，世界经济初步形成“三个梯队”的格局，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从“一竞争一互补”转向“两竞争两互补”。本世纪头10年，世界经济格局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中开辟出第三极力量，使世界经济初步形成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中俄印巴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及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三个梯队”并存格局。其中，我国发展成就尤为引人注目，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也从“一竞争一互补”转向“两竞争两互补”。所谓“一竞争一互补”，是指过去我国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强竞争性，但与发达经济体则呈现高度互补性。所谓“两竞争两互补”，是指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仍存在较强竞争，而船舶、新能源、通信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与发达国家的竞争日趋显现。另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总体仍呈互补大于竞争态势；而我国充裕的资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素质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又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以自然资源和非熟练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形成明显互补。
其次，全球经济重心逐步向新兴市场和亚太地区转移。据IMF最新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2013年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比将达到50%以上，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1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全球占比将达53.9%，较2008年提高8.7%。同时，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持续较快发展，全球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趋势更加明显。
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推出促进新能源、信息技术、新材料、制造业数字化、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与政策，如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欧盟提出“2020战略”，日本提出“再生战略”，俄罗斯提出“2020年前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等，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新兴产业在世界范围大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第四，全球经济治理孕育新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调整期。一是新兴经济体地位和作用提升。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制平台，包括了11个新兴经济体。2010年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后，“金砖四国”份额均有较大提升，我国成为第三大股东国并拥有第三大投票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二是全球经济治理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逐步扩大到全球经济复苏、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及网络安全等。三是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呈多元发展态势，原先主要依靠发达经济体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将朝着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包容、治理内容更加广泛务实、治理手段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纵深发展。
（2）新的不利条件
首先，美国重返亚太，我国周边安全形势趋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加强对我国战略防范和牵制。随着美国加大介入力度，我国周边不安定因素明显增多，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矛盾显性化，钓鱼岛、黄岩岛、南海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蜂起。这不仅会产生广泛政治影响，而且会通过贸易、投资、人员交往等对我国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世界经济增速将在较长时期低于危机爆发前，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局部调整，我国稳定外需面临挑战。据IMF最新预测，2008年－201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为3.4%，其中2012年－2018年为3.7%，分别低于2001年－2007年1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2008年－2018年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速为1.6%，其中2012年－2018年为2.2%，分别低于2001年－2007年1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在发达经济体长期低速增长的背景下，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面临局部调整。结构性的全球市场需求收缩将是一个中期现象，国际市场可能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
第三，国际经济规则迈向高标准化，对我国依靠低成本和低标准的传统发展模式形成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传统动力减弱，使我国依靠既有模式分享全球化收益受到限制。一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过度信贷消费模式不可持续，商品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二是国际金融体系遭到严重冲击，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能力和意愿下降；三是模块化程度较高的IT等产业在全球范围配置价值链的浪潮已经过去；四是WTO规则在关税减让等传统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空间有限。与此同时，美国强力推进TPP、TTIP和TISA等“高标准、广覆盖”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服务贸易协定谈判，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带来较大压力，也对我国在知识产权、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领域既有的标准形成较大冲击。
第四，发达经济体调整发展战略，与我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竞争加剧。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去工业化”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危害。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普遍调整发展战略，更加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与我国在这一领域形成竞争，对我国的技术输出限制和高端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保护呈升级态势。
2．从国内客观条件看，我国经济正从旧常态迈向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四期”，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容忽视。
（1）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长期潜在增长率呈下降态势。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1980年－2008年实际GDP年均增速高达10.1%。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外部需求减弱、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中后期、要素成本呈长期上升趋势、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及发达国家对我国技术外溢效应减弱和我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等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继续处于高位的难度明显增大，若不考虑体制改革红利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等潜在积极因素，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据有关测算，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未来我国潜在增长率仍将处于中高位，但明显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2）发展模式进入转型期，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成本长期上升趋势更加凸显。人口红利逐渐弱化，土地供求关系偏紧，近期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但从长远看国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压力仍将存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日趋严重，可以说对资源与环境实行粗放式利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3）社会发展进入矛盾频发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明显。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社会矛盾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在诸多社会矛盾中，收入分配差距加剧应特别引起重视。历史地看，贫富悬殊得不到有效调节，往往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突出症候。从国外经验看，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成为拉美和东南亚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诱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2012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4这一国际警戒线以上。2009年达到0.49峰值，2012年回落至0.474，按国际标准仍位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
（4）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期，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推进改革的主要阻力。现阶段，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未来10年将是改革的“攻坚期”和“全面深化期”。由于新的体制改革不再具备帕累托改进特征，推进改革虽能大幅增进社会总福利，但势必会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将会遭遇这部分人的强大阻力。
3．从自身主观条件看，我国综合国力和在国际格局中主动作为的能力增强，转化不利条件、继续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实力提升。
（1）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发展回旋空间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后，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转变。我国迅速崛起为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2010年，我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开始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现阶段，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巩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产业体系比较完整，市场需求和结构调整潜力巨大，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社会资金相对充裕，劳动力资源仍较丰富。同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体制优势日益显现，发展回旋空间有所扩大。
（2）对世界经济影响力显著上升，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发展。一是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之一。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2009年－2012年，我国对全球名义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8%，远超2001年－2008年的11.4%，其中2012年的贡献率高达60.9%。二是我国外贸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大量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成为较长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低通胀的重要原因；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国内市场和结构调整潜力巨大，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大量商机；我国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成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重要需求方和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力量。三是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及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动向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并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很大变化
1．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路径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战略目标内涵更加全面丰富。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虽然也体现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但主要侧重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到十八大时，更加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互协调。同时，十八大对经济增长规模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从规模看，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至少扩张8.1倍，远超十六大提出的翻两番目标。从质量看，十八大要求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时是没有的，体现了我国实现包容性增长、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战略取向。同时，十八大要求两个翻番必须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
（2）战略任务内涵更加务实明确。十七大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但到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3）战略路径内涵更加清晰可行。十六届五中全会只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时才把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指导方针，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问题；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十八大时则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2．较之本世纪初，我国拥有的“顺势而为”的战略机遇发生新变化。
（1）从本世纪初拥有美国“911”事件和东亚区域合作带来的和平环境的传统机遇，转变为主动管控摩擦、维护国际和区域和平环境的新机遇。
与本世纪初相比，一方面，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国的变化，我国与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差距缩小；另一方面，我国在东北亚和东亚区域的地位显著提升，中俄两国战略合作大于战略竞争，随着美欧对俄罗斯实行多轮经济制裁，俄对我国的战略倚重和深化双边合作的意愿显著加大；日本、韩国、东盟等东亚国家对我国出口依赖度明显增加，人民币在东亚地位显著提升。这使我国拥有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动管控摩擦、维护区域乃至全球和平环境的新机遇。
（2）从本世纪初侧重对发达经济体开放的传统机遇，转向面向发达经济体与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空间的新机遇。
经过近10年发展，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两竞争两互补”关系，决定了我国未来对外开放必然更加注重统筹面向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与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一是面向发达经济体的开放。继续从发达国家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继续引进发达经济体高端产业资本，并将引资与引智、引技相结合；继续通过与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标准规则接轨，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
二是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利用我国商品、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扩大对这些国家的机械设备出口，加大“走出去”对外投资力度，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改进体制机制、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同时更好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裕的劳动力和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助力我国经济结构
调整。
（3）从本世纪初利用IT革命成果推动国内信息化的传统机遇，转变为积极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稳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机遇。
以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人类发展理念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健康，这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美丽中国的宏大目标是一致的，为我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大环境。我国面临两大新机遇：一是利用科技革命成果推动国内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机遇；二是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和较强的政府投入能力，使我国在一些领域面临实现跨越发展、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新机遇。
（4）从本世纪初通过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参与国际分工的传统机遇，转向通过“走出去”和扩大进口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更好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新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资本充裕和市场广阔的新优势及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形成明显互补关系。这为我国通过“资本输出+商品输入”模式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外市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一是我国面临加快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建于我国有利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新机遇。
我国资本相对充裕，与世界多数国家招商引资的需求形成明显互补，为我国“走出去”、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带来新机遇。一是通过“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外能源、矿产和农业资源保障国内供给，缓解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约束。二是“走出去”并购国外研发和技术资源、加强引进消化吸收，提升国内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三是“走出去”并购国外品牌和营销渠道，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四是通过对外投资推动技术成熟、且有一定比较优势的行业对外转移部分产能，利用国外低成本要素和消费市场，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扩大出口。
在向发展中国家（地区）加大投资的过程中，我国有望实现从“雁行”分工模式追随者向国际分工“领行者”角色转变，主要途径有：一是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能转移至劳工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国内劳动力则在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基础上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二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地区）扩大绿地投资、工程承包等资本输出，带动国内成套设备和零部件等资本品出口，同时扩大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终端制成品和消费品进口。
二是我国面临利用国内市场广阔的有利条件吸引国际高端生产要素，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新机遇。
在全球市场需求萎缩的同时，我国却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这将有利于吸引国际高端生产要素流入，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首先，吸引更多包括研发、营销、区域总部经济等市场驱动型高端产业活动流入。中国美国商会2013年报告显示，71%的在华美国企业，其生产、采购产品和服务的目的是供应中国市场而非出口。其次，对国际高端人才特别是在美欧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国人才（“海归”）产生强大吸引力。第三，发达经济体通过出口拉动增长的意愿强烈，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对发达经济体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产生强大吸引力。
（5）从本世纪初加入WTO被动纳入全球经济主流规则的传统机遇，转向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断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新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结构和规则进入调整变革期，客观上为我国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向参与塑造者转变，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性机遇。首先，“华盛顿共识”影响力渐失，为我国参与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提供了新机遇。其次，G20取代G8成为全球宏观政策磋商和协调的核心机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拥有了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全球经济治理从原有的西方治理模式开始转向由发达国家主导、新兴经济体参与的“东西共治”模式转变。这两个变化为我国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重要机遇。第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我国扩大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影响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机遇。有学者预测，2020年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望与日元或英镑持平；甚至有学者认为，未来全球将形成三大货币区——美元区、欧元区和人民币区。
3．较之本世纪初，我国面临的“逆势倒逼”的战略机遇发生新变化。
从国际环境看，我国面临的“逆势倒逼”的战略机遇，已不再是加入WTO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扩大内需、实施创新驱动，主动迎接新一轮全球化高标准规则的压力和挑战、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机遇。
（1）外需增长放缓倒逼扩大内需，实现内生性增长。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加之发达国家普遍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我国外需增长空间将受到很大挤压；同时，我国传统出口产业比较优势减弱，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趋势日益明显，倒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挖掘和扩大国内需求潜力。未来我国将出现储蓄率下降、消费率提高的趋势，同时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国内消费在总需求中的作用逐渐上升；消费总量增加和结构升级会带动以市场为基础的民间投资，因而国内消费和投资都具有较大增长潜力，具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外需下降、稳定总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
（2）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倒逼实施创新驱动，实现集约式增长。继续走依靠低要素成本的传统发展道路，在中低端领域将面临其他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在高端领域又缺乏核心竞争力，我国发展空间将受到明显挤压。这倒逼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集约式增长。
目前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具备一定的市场、技术和人才基础。一是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和市场秩序日趋规范倒逼产品质量提升。二是在纳米、超导等部分高技术领域，我国技术积累雄厚，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小，完全有可能率先突破成为相关领域的“领行者”，进而带动相关产业迅速发展。三是中高素质“工匠”成本较低有利于实施以“模仿创新”为主的创新战略。四是通过长期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技术、管理引进及经验积累和学习外溢，我国在大规模制造管理能力、技术学习模仿开发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在法律体系、政府管理等方面也形成一定软实力。
（3）国际规则迈向高标准倒逼国内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国际规则的重心将逐渐转向知识产权、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领域。面对上述挑战，若应对不当，我国可能会在新一轮全球化规则制定中陷入被动，导致发展的外部空间收窄。这对于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切实保护环境、维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公平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推动规则透明化和公平化形成了强大的倒逼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