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消失”的方大曾——冯雪松访谈录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2015-12-24 14:29:05

追寻“消失”的方大曾——冯雪松访谈录

  2015-06-04 《冯雪松拜访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 (摄影:孙楠)

  结缘小方,以一己之力,横穿历史的荒山野岭

  ——报题不顺利,采访多曲折。有些单位把我轰出来,看了记者证与介绍信,还认为我是假记者,说没见过央视记者坐大巴来的。为一点点把他夯实,在北京图书馆里,我度过了4个半月,看着太阳都晕,闻着那书卷的味儿只想吐。到了后期,摄制组的人都陆续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我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哪些有价值,哪些无意义,需要有定见辨识。

  记 者:《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详细地记叙了您与方大曾的深厚渊缘。一张普通的传真纸,几句简单的介绍,与栏目定位相去很远,很多人也许当即扔进了废纸篓里。而您,却把这一个偶然的际遇,变成了一段传奇。这是冥冥中的天意吗?

  冯雪松:偶然与必然是互相转换的。看似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1999年的一个下午,我收到了一张传真,上面写有方大曾的简单介绍,说他拍摄了几百张历史照片。我一看,就来了兴趣。当时,刚刚做完历时两年多的《二十世纪女性史》,采访了几百多位杰出女性,还没有从那种历史情境中走出来。那时,无论多么不快乐,或有多大的压力,一旦进入与历史对话的状态,全都忘了。这个选题有认为跟我所在的栏目关联度不大,报题并不顺利。

  见到精心保管着几百张底片的方大曾妹妹方澄敏老人时,由于中风,老太太拿出来一张哥哥的照片,举着,看着我,哗哗淌眼泪,满脸的无助。哥哥小方在1937年神秘失踪,母亲就在东单协和胡同的家里等了他32年。当时院子里有间小方用木头做的冲洗底片的小暗房,平时和颜悦色的外婆,只要孩子们靠近,马上就疾言厉色:“赶紧离开,那是你大舅的东西!”老人的遗嘱就是,用这个小木屋做口棺材,他要永远跟儿子在一起……

  我的心,被击碎了。对于这一幕,谁都不能无动于衷。对流动的画面我感觉很准,但对平面的摄影,认识不一定准确。为了验证判断,我带着一些放大的照片找新华社著名摄影师唐师曾看。唐师曾认为这样的摄影师原以为只在玛格南图片社才有,没想到这种关注人性与底层的工作方式,小方几十年前就这么做了。唐师曾说,方大曾才是真正的记者,让他肃然起敬,一个背包、一个相机,到最底层、最危险的地方去,这是职业精神的最佳体现。

  记 者:当时有关方大曾的资料少如凤毛麟角,中国新闻史上没有他的任何痕迹,中国摄影史上也只支离破碎地提到他几次,加起来不足一百个字,连一个生平都没有。从一张传真开始还原、拼接历史小碎片,还要用画面的形式呈现,碰到的困难应该不少吧?

  冯雪松:准备着手做时,资料太少,我就沿着小方报道中提及的路径寻访。走了两趟。第一趟没人愿意跟我走,认为去找一个70年前就消失了的人,是在做无用功。我只身一人坐大巴和火车,走了河北的保定、山西的太原、大同,还有河北石家庄等地。那时,找宣传部、党史办、方志办,还找年龄较大的老同志问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怕接近不了小方,就找气象台等单位,通过查气象,判断他处在怎样的环境中。天气那么热,他身上背着重的摄影器材,还要躲避炮火,同时还要不断地写稿,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呀?

  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有些单位把我轰出来,认为我是假记者,看了记者证与介绍信,还不敢相信,说没见过央视记者坐大巴来的。大半个月,只有蠡县宣传部的一个同志请我吃了一顿饭,把我感动得热泪盈框。从蠡县到保定,我用脚一路走着,当年小方也是一路走着去的,文章描绘那儿的地理与环境,包括麦子的生长情况,我一边走一边体味。在实地找不到更多线索,我就泡在图书馆里、故纸堆里刨,一片一片儿地把资料刨出来,再拼接起来,然后再相互印证。把他的文章和照片印证,把别人的文章和他印证,一点一点儿地把内容夯实了。在北京图书馆里,我度过了4个半月。几乎每天早上,我带着面包进图书馆,直到很晚才回家。有时,出图书馆休息一下,看着太阳都晕,闻着那书卷的味儿只想吐。但苦中有乐,每当发现一点儿新线索时,我就很兴奋。

  后来正式拍摄了,采访车是临时借的,每顿饭的预算4个人只有50元钱,几乎只能吃主食。到了后期,摄制组的人都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记 者:从确定做方大曾记录片选题开始到完成的这一过程,伴随着您父亲查出癌症,然后手术、住院,最后离开的过程。当时,你所在的栏目主要关注艺术动态,受关注度很高。若采访些书画名家,甚至还可求得一些字画之类。而选择这样一个选题,非常不讨巧。作为家里顶梁柱,把患病的父亲留给母亲,当时,是怎样一种力量,使你如此毅然决然?

  冯雪松:父亲走了,给我留下无尽的哀思。至今想来,甚至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确定选题后不久,父亲被查出了癌症,给毫无思想准备的我当头一棒。我是草原的孩子,来到北京是想干事来的。纪录片第一版因经费不够,只拍了北京。领导觉得片子不错,给了经费让接着拍,于是我就去外地拍。拍到小方就读的中法大学时,家里催回说父亲不行了,回到家第二天父亲去世了。在家里待了三天,处理完后事,我带着摄制组去山西接着拍,要赶在2000年11月8日,中国首个记者节播出了第二版。

  那时,也可以选择照顾父亲,但片子就会草草收场,小方反正找不到了,就拿素材编呗,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剩下的经费还可以挣下。但我却选择了往里搭钱,我珍惜和方大曾的这次感动相遇,如果不去一点点寻找,他就真的消失了。认知小方的历史价值,首先我们要跟他在同一个频道,跟他有同样的价值观、人生观。

  一开始我是以一己之力,把小方从荒山野岭的地底下一点点推上来,现在以媒体人集体的力量来宣传他,仿佛走上了高速公路。但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力量来拉我,我必须用尽我的所有力气。而且,那时的拍摄团队停拍一天的各种损失, 我承担不起呀。我想父亲一定会理解我的。